徽人关于“朱、陆异同”的对立及其影响

“朱、陆异同”的论辨是宋明学术史上重要内容之一。在“和会朱、陆”的整个历程中,徽州学者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郑玉关于朱、陆之学各有利弊的分析,赵汸关于朱、陆“合并于暮岁”的思想,尤其是程敏政的朱、陆“早异晚同”说,直接影响王阳明以及他的《朱子晚年定论》;而程瞳提出朱、陆“早异晚异”说,并批评程敏政的“早异晚同”说,从而影响了陈建以及他的《学蔀通辨》。徽州学者在“和会朱、陆”问题上虽然观点不同,但动机和目的都是一致的,即捍卫朱子学的正统地位。     

耐刑、徒刑关系考

秦及汉初,不仅司寇、隶臣妾、鬼薪白粲等较轻徒刑可以附加耐刑,即使城旦舂这样的重徒刑也可以附加此刑,律文中经常出现的“完城旦舂”实际就是“耐城旦舂”,学界所谓“完成旦舂”不附加任何刑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而且无论耐刑还是徒刑,均不能作为独立刑使用,二者必须互相结合,才能施加于罪犯身上。法律条文中的“耐”和“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等刑名,其实是耐刑 徒刑的省略语。自汉文帝法律改革到南北朝后期,人们经常将徒刑罪称为“耐罪”,就是徒刑和耐刑必须结合的反映。     

中国考古学中的动静异同

考古学中的"动"、"静"、"异"、"同"包括环境和文化两个层面,"静"和"同"表示在一个时期内考古学文化相对稳定的环境和文化特征以及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动"和"异"则为不同时期内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以及考古学文化之间关系的相应变动,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有助于更为全面地了解各个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情况,同时可有效地促进史前社会各个方面的研究.     

毛逵及其《祥刑遗范》考析

现藏于祁县图书馆的清初山西平阳府推官毛逵所著《祥刑遗范》,是法律史学界迄今未曾关注利用过的法律文献孤本。《祥刑遗范》所录判牍均为毛逵在推官任内处理案件的真实纪录,较为详尽地反映了作者秉承先贤哀敬折狱的“祥刑”思想。随着康熙六年裁撤推官一职,使得该书成为研究清初推官司法职能及其价值定位的珍稀史料。该书既为了解清初山西地方社会经济、民情风俗、官场现状等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又是探究清初地方司法体制及诉讼程序运行的原始文献。     

唐代长流制度研究

流刑在唐代为正式五刑之一,唐律中对流放期限、流放里程有明确规定。虽然法典中并无长流处罚,但史籍中有许多被处长流的记载。长流之人多犯重罪,比如谋逆、贪污等。这些人被无期流放至远恶之地,以示重惩。除非有皇帝特赦,才可量移或是放还,否则在流放地附籍为百姓。终唐之世,玄宗时期的长流例最多,这大概是适应刑制发展的需要。玄宗试图废除死刑,长流既要决杖又要被无期流放,实则代替了死刑。     

德治中国的重要历史资源——董仲舒德治政治的对策发微

以德治国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共识。实行德治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提倡仁政, 反对暴政;二是重视道德教化,主张以德化民。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立论,系统总结了先秦以来的儒家思想,创立了一个新的儒学思想体系,极大的发展了儒家德治思想理论,并提出了一系列实施德治主张的策略和措施,从而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多年实施德治的政策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董仲舒提出的德治政治对策,发现其当代价值。     

刑罚本质的重新解读

关于刑罚的本质,在国外存在着报应刑的刑罚本质观,目的刑的刑罚本质观和并和主义的刑罚本质观三种不同的观点。通过对上述观点的比较,我们认为,刑罚的本质在于对犯罪的惩罚,然而就惩罚本身而言,应当具有三层含义: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报应;预防犯罪;迫使犯罪人为自己的行为赎罪。     

来信

刑辩之困也是法治之困 刑辩律师目前遭遇的困局,其实就是中国法治社会蹒跚行进的一个缩影,是人治体系巍然屹立的一个写照。 李庄案或许只是个案,但个案却具有普遍性意义。多少年后,也许我们可以知道诸多幕前幕后的故事,但朱明勇＂在刀尖上跳舞＂而不得不离家出走、自我放逐的经历。     

金沙江 阻隔与交融之间

汉代以前的金沙江,被称作“黑水”,是一片笼罩在神话、传说之中,黑茫荒芜,神秘而不可知的地带,在今天它却是中国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由蛮荒之地到少数民族文化的摇篮,是什么造就了这里异中有同,瑰丽多姿的文化面貌？阻隔与交融,哪个才是金沙江在文明进程中,扮演的真正角色？对于金沙江文化的追溯,或许也是对文明本身的追问。     

金代法律中的儒家思想观念

金代法律经过对自身习惯法的改造,吸收前代唐宋辽法,完善了金代的法律系统,金代法律里面体现了许多重民本,惜民命的温情因素,中原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在金代法律刑罚之中多有体现,这也是金代法律较为完备成熟的一个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