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经卷葬年华

龚自珍有“美人经卷葬年华”句,少时曾闻乡贤讽诵,当时,不解美人、经卷为何相提并论。及长,每览此句,仍不省其深意、禅心。尤惑定庵笔下美人、经卷联文所寓涵义。古往今来,在社会学史与     

成都永陵

在成都西北方三洞桥北的一座青草坡,长期误传是汉代司马相如的抚琴台。1942年考古发掘,发现是唐末五代时期前蜀皇帝王建的陵墓,史称永陵,距今已1000多年历史。陵墓为直径80余米、高约15米的圆形封土,墓内由14道双重石券构成。分前、中、后三室,中室放置王建棺椁,后室御床坐立王建真容石刻像,为国内帝陵唯一皇帝雕像,稀世珍宝。     

中国古代四大名琴

所渭“琴、棋、书、画”当中的“琴”,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现称古琴或七弦琴。古琴的制作历史悠久,许多名琴部有文字可考,而且具有美妙的琴名与神奇的传说。其中最著名的是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和蔡邕的“焦尾”。这叫张琴被人们誉为“四大名琴”。     

徘徊于理想与现实之间——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看司马相如的心路历程

司马相如是西汉独一无二的大辞赋家,其作品词藻富丽,意境阔大,无人可及,后人称其为"赋圣"。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一时传为佳话,但也时为后人诟病。本文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为研究对象,从更名事件到"窃妻受金",从宠倾一时到"称病闲居",从病免隐居到作《封禅书》,分析司马相如徘徊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心路历程。     

中国古琴艺术

古琴,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古琴是在孔子时期就已盛行的乐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4000余年,据《史记》记载,琴的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20世纪初,为区别西方乐器才在"琴"的前面加了个"古"字,被称作"古琴"。本文将介绍这一至今依然鸣响在书斋、舞台上的古老乐器。     

司马相如与巴蜀史志文献编纂关系考

蜀人司马相如以其宏文大笔驰骋古今,为历代文人学者所推崇。东汉班固、南朝梁刘勰称其为“辞宗”,宋代王应麟、明代王世贞称其为“赋圣”,宋代邵博称其为“文章祖”。人们将其与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并称为“文章西汉两司马”。然世人但知司马相如为文坛辞宗、赋家之雄,而罕知司马相如与史学有着莫大关系。他具有深厚的史学素养,撰有史学著作,其中包括最早的一部巴蜀地方史志《蜀本纪》,堪称巴蜀地区早期的史学家。其史学著作,甚至对后代史家修史体例具有开创之功。     

月地私奔卓文君

司马迁的《史记》惜墨如金,其中对男女情爱的描述,尤为罕稀,可在列传里写到同姓的辞赋家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恋情时,一落笔就展开了7000余字的描写,而且是一段机趣横生又准能可贵的文字。     

中华民族精神在汉代的发展

中华民族精神既有其核心的内容,又有在不同历史阶段多样的表现,研究者应当从历史进程中深入探讨民族精神的提升和发展.在中华民族进化史上,汉朝是一个富有活力的重要时期,中国的民族精神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重大发展,研究这个问题内涵丰富,意义深刻.其中较为突出的三项是:一,汉代社会呈现出蓬勃的创造力,显著地表现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和各方面有作为的人物大量涌现.二,汉代政论家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引义慷慨",勇于建言,毫无忌讳地对重大问题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三,汉代人物如董仲舒、司马相如、司马迁等人建构的学说体系,撰写的宏文典册,为推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卓著贡献.     

老成都艺坛旧事

历史上自唐代起，成都、华阳二县共治成都城，各据西、东。1953年分为西城区和东城区。西城区自古经济、文化发达。浣花溪畔所产蜀锦，名冠天下，锦城因此得名。蜀守文翁在文庙街开学馆．学比齐鲁．产生了司马相如、扬雄这样的文学家。唐代时，成都经济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时称“扬一益二”。     

永陵小史（之三）

数千年的历史长河给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留下了许多文物古迹,它们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位于城西的王建墓便是其中熠熠生辉的一颗。长期以来,它一直被误传为汉代司马相如抚琴的“琴台”,给人们平添了些许猜测与误会。直到1942年发掘后,方知为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俗称“王建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