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承审员选任制探析

民初实施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承审员作为辅助县知事断狱的准司法官,其选任的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呈现较大落差。在选任资格方面,形成司法部严定标准和各省司法行政机关借故变通现象;在设缺门槛及选任员缺数方面,司法部仅模糊规定最高限额,各省高等审判厅审核态度取决于县署能否自筹经费;在选任权方面,司法部致力于提高各省司法机关的主导权,但县知事牢固控制承审员的推荐和任用等权,导致承审员对县知事具有强烈的依附性。承审员选任的运作实况与设计理念的背离,折射出中央威权相对弱势背景下央地司法人事权的激烈博弈,反映了近代以来基层制度转型的复杂性。     

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与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

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是国际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旨在使下级罪行系"执行上级命令"的辩护理由失效。二战以前,人们对于该原则合法性的认知并不一致,但在战后的战犯审判中,该原则与其余追究战争罪责逻辑链的原则一同被深植于国际刑法。相比于审判对象主要为高职级战犯的东京审判,该原则对于审判对象主要为下级军官和宪兵的国民政府审判意义更大。从援用《刑法》到援用《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的运用,这在使战犯的相关辩护失效,进而顺利完成定罪的同时,还将该原则由理论推向实践,使之真正具备了国际刑法上的意义。此外,在特定情况下,国民政府还依据罪行轻重程度与命令的违法性酌情考量战犯的减刑问题,这是对战犯权益的维护,同时表明日本社会关于BC级战犯是上级长官"替罪羊"的说法缺乏根据。     

浙江省博物馆藏遂安古文书

一.浙江民间文书的搜集与整理在历史研究中,民间文书作为个案资料的典型代表已经越来越受到学者重视。尤其是各地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使契约学渐成显学。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徽州及闽台地区古文书研究,已形成完整体系。而近年来学者们也开始注意到浙江地区民间文书的搜集和整理研究。     

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源头——东京审判与《旧金山和约》

近些年来,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否认侵略罪行的教科书问题、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争端不断,不但阻碍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往来,且制约了中日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交流及发展。本文试图从影响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两个重要国际事件(东京审判、《旧金山和约》)对中日历史遗留问题追根溯源,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分析,东京审判的不彻底性及美国对《旧金山和约》的主导,使得中日留下至今都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     

浅谈促进农村文化繁荣发展的主要对策

研究农村文化需求要有大文化观念。文化研究要有开阔、宽广的视野,如果就文化研究文化,永远研究不清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和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使有道德的企业和个人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尊重,使违法乱纪、道德败坏者受到法律的制裁和社会的唾弃。     

论清代秋审“签商”

"签商"从清代公牍中看,指多个办事机构间提出异见、进行交流的书面讨论形式,在中央司法环节中可能出现的有三法司"签商"、九卿"签商"、秋审"签商"等。秋审"签商"意味着秋审班中的各官员根据招册所报送的案情,在决定死囚的"立决"或"监候"等行刑方式时,如产生不一致看法,则可将异见先行提出,于秋审机构内部讨论;其后果或是"签商"者与刑部等达成一致并"画一具奏",或是"签商"者保留异见并"两议具奏"。秋审"签商"本质是以秋审招册所载案情为基础、参与秋审的官员因具体情理与律例适用方面的斟酌权衡所产生的争议,其争议以确定犯人的"情实"、"缓决"处理为中心,其定论关系到待决犯人的生死,是复核死刑监候案件的最终环节。相比其他会审形式,秋审"签商"有独特之处,以此可透视秋审的制度特色与清代中央司法的运作。     

明代厂卫制度干涉司法初探

明代的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强化,权力集中在了皇帝一人手中,作为皇权在体制外的延伸——厂卫组织在社会各个领域扩张,表现在司法领域上就是在常态法律之外滥用职权,破坏了正常的司法秩序,侵夺了明代政府的司法权。本文就厂卫制度干涉司法的表现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经行了初步的归纳总结,突出明代封建社会的衰落。并进一步探讨厂卫组织干涉司法的实质,反映了当现有社会制度不足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又不甘退出历史舞台时,便以畸形模式存在,但最终要以毁灭的结果回归的历史必然。同时也惊醒后人,司法的公平,公正,公开是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的因素。     

从国际法论中日钓鱼岛争端及其解决前景

章认为从国际法方面看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日本所主张的“无主地先占”原则根本不能成立。根据联合国新海洋法和国际司法判例,钓鱼岛不应享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亦不具有划界效力。中日东海大陆架的划分应遵循公平和自然延伸的原则。在和平解决争端的前景下,钓鱼岛问题面临三种可能的选择。     

日本靖国神社问题的历史考察

内容提要靖国神社是日本明治维新后为宣扬为天皇献身的精神而建立的,它利用了日本神道教的国教的地位,把供奉在靖国神社中的阵亡的日本军人作为国家的“英灵”,使靖国神社成为战前日本的“国家宗祠”。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靖国神社更成为鼓吹军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工具。战后,靖国神社在形式上失去了国家神社的地位,但仍是日本右翼势力和保守政治家的重要政治阵地。他们竭力争取恢复靖国神社在战前的显赫地位以及鼓动“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实际是为了否认侵略战争的责任和罪行,否定战后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历史的正义审判,同时也是要用靖国神社这一精神枷锁使日本人民持久地受到桎梏。我们应当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的角度,从思想与战争认识的深度思考靖国神社问题。     

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

清末在推行新政及预备立宪的大环境下,清政府实行了平满汉畛域的措施,内容主要有四项：一、准许满汉通婚;二、任官不分满汉,中央各部废除满汉复职制,东三省大量任用汉官,同时裁撤副都统等旗官;三、旗民编入民籍和筹旗人生计;四、司法同一,逐步实行旗人犯罪,与民人同法律同审判机构。在这些措施中,第一、四两项实行较彻底;第三项东三省实行较彻底,而其他地方由于各种困难和缺乏决心,只取得较少成绩;至于第二项,地方官特别是东三省改制后的地方官,多任用汉族人,而中央核心层,仍由满族亲贵控制。宣统年间,平满汉畛域的措施推行趋缓,这种情形,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和清廷的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