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方志札记（续）

《史通》虽是一部史学理论专著,但可旁通和资鉴于方志。可借鉴和引申的主要观点：史志其源其流皆有正宗之谓,然而正宗者亦非恒久不废的范本;通纪和断代各有利弊,对于通断之宜、通断之选必须认真研判和决策;事势变而不恒,没有任何体裁能够以不变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史志之例因体而生,因义而设,史志编纂要重视立例依例,也要重视破例创例;方志和史书一样,也要讲究叙事,叙事之工是成就方志之美和提高方志品位的重要途径;史志编纂离不开模拟,但必须“不袭形迹”地“剪裁熔铸”,不可借模拟之名行抄袭之实;方志述作和史书品藻人物一样,应以对客观情况的了解为前提,并建立相应的机制,保障“知”然后“述作”的实行。     

论明清时期《史通》的流传、整理和研究

《史通》在流传的过程中因种种原因渐渐散佚,自明嘉靖中陆深首先对其校勘,使久已不传的《史通》重新传布于世。明清不同时期的十多位学者从校勘、评释、撮要等方面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不仅扩大了《史通》的社会影响,而且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进展。     

侠肠义胆通州人

通州地处古幽燕地区,自古就有“慷慨悲歌士,侠肠义胆人”之说。明代万历年间监察御史通州人马经纶,就是一位不趋利避害敢于伸张正义的侠肠义胆之人。他的一生坎坷,为人的品德和诸多义举,却表现出追寻真理的胆识和能容为大的胸怀。     

近十年来《史通》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著,长期以来,一直深受学者关注,产生了许多优秀成果。代继华曾于2000年撰《（史通）研究五十年》一文,系统地梳理与总结了建国以来至1998年的《史通》研究成果,并将建国以来的《史通》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65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对刘知几及《史通》的研究多属总论性质,侧重于对刘知几哲学思想、历史观以及进步思想倾向的探讨。1966-1976年为第二阶段。     

胡应麟论刘知几

胡应麟是明代对刘知几《史通》进行理论研究的杰出代表,虽然他对刘知几的评价从总体上持基本否定态度,但他对刘知几的具体史学观点的批判,往往能切中要点,发论有据,深得后世学者的普遍赞同,对史学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史通》外篇的成立及其撰述方式

在学术史上,《史通》外篇获得的评价并不高,《四库全书总目》及晚近学者多认为,其内容有与内篇"重出"或"抵牾"之处。追溯《史通》的学术渊源,并从理论体系的角度审视《史通》内外篇,可以发现内篇效仿了《文心雕龙》骈体专题论文的批评文体及其理论系统,外篇则在文本考证方法和述学文体两方面继承了《论衡》,弥补了内篇所缺乏的专书的专题研究;内篇讨论"近代之史",而外篇着意于《尚书》与《春秋》经传,亦是刘知幾为《史通》所设置的"断限"。因而,《史通》外篇的成立,是由史学需要专书研究的性质与骈文在论述文本考证方面的不足,以及《史通》自身的学术渊源共同决定的,不能将其简单视作刘知幾著述的初稿或者读书札记。     

刘知幾的史料学理论成就

刘知幾的《史通》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名著,不仅首次明确划分了史料性著作与史学性著作;还着眼于史料应用的新高度,将林林总总的杂史区分为特点鲜明、史料价值各异的十类;他对小说资料入史持明确的肯定态度,但强调史家征引时必须慎重采择。     

论史学三书对《史记》的评论

刘知幾《史通》、郑樵《通志总序》和章学诚《文史通义》三书在我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三书对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通史都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就其撰写体例、史料取舍、语言表述等方面提出批评。这些批评或正确、或错误,或偏颇。刘、章两人还对《史记》创设的纪传体史书体例提出了改造或革新的主张。     

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探析

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集中体现在对儒家经典《尚书》、《论语》、《春秋》等提出的怀疑与批驳中。他在强调直书实录、史学求真的同时,也注重儒家的纲常名教。"疑古惑经"思想对后世经史之学,尤其是唐代儒学、宋代辨伪学、清代乾嘉考据学和民国疑古思潮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