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志应重视口述资料的运用

第二轮修志面临资料缺失问题,而作为资料补充渠道之一的口述史,在地方志领域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第二轮修志应重视口述资料的运用,使其在志书资料补充收集中发挥更大的功用。口述资料能补充志书关键资料、微观资料、一手鲜活资料,以及印证文献资料。同时,使用口述史资料也面临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七项举措:一是研究理论,加大理论指导力度;二是建立制度,提供规范化保障;三是指导工作,推动开展口述资料收集;四是实施项目,投入具体口述史实践;五是实现数字化,使口述资料得以妥善保存、信息共享;六是加强口述史人才队伍建设;七是扩大宣传,提高口述史知名度和在修志中的影响力。     

古代入华犹太人研究综述

<正>迄今所知,关于犹太人人华最早之记载及考古发现皆始于唐代。从唐至元,犹太人遍及中国诸地,尤以开封犹太人闻名。因开封犹太人之特殊地位,学界对其颇多关注,但对其之外的古代入华犹太人之研究尚不充分,且多有争议,兹就对此类犹太人研究加以梳理,并期抛砖引玉之效。一、入华犹太人称谓研究1.唐代犹太人称谓。关于这一点,学术界认为其称谓较多,主要有牟世、多惠、仪则律,还有萨忽、石忽、竹忽、注吾、术虎等。牟世、多惠、仪则律。唐代入华景教徒在翻译基督教文献时,多将《圣经》中有关犹太人的名称译为汉语,如现存巴黎国家图书馆敦煌景教文献《尊经》称摩西、     

《史記·匈奴列傳》冒頓“北服渾庾”試解

《史記·匈奴列傳》冒頓"北服渾庾"。《漢書·匈奴傳》作冒頓"北服渾窳"。《漢書·地理志下》朔方郡有窳渾縣,師古注:"窳音庾。"王子今《論賈誼〈新書〉"備月氏、灌窳之變"》指出:"‘窳渾’如果與‘渾庾’、‘渾窳’有關,或許應當與雁門樓煩、上郡龜兹、朔方渠搜等類同,因外族内附者聚居得名。"中國古代邊郡縣以内附部族原名命名聚居地者俯拾皆是。但亦有以某地原部族名命名邊郡縣者,如西漢雁門郡樓煩縣本樓煩胡地。因此,窳渾如果與渾庾     

辽朝“仓”“库”功能探略

辽朝制度承唐仿宋,立国二百余年间,修建了诸多的"仓"和"库",并置大量"仓"官与"库"职进行管理。钩沉文献史料与石刻文字,归纳辽朝"仓""库"的主要功能为:"内库"私藏,财物可为皇帝随时支配;仓储粮米,用于灾年赈贷及平抑粮价;专库专储,百物各得其用。换言之,辽朝"仓""库"储藏的各类物资,为辽代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灾害、气候与政治:光绪初年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的蝗灾与应对

利用新近刊布的档案史料,本文从环境史的角度考察了光绪三年至光绪六年(1877-1880),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北疆的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一带、南疆的焉耆、库车等地因干旱而引发的蝗灾,在细致地考察了本次蝗灾发生过程及受灾程度的基础上,一方面探究政府的报灾、勘灾、赈济的具体运作过程及蝗灾防治的措施,另一方面力图探究救治程序和措施所体现出来的新疆管理体系调整的具体过程。本研究表明,光绪初年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的蝗灾不但与河西地区同时发生,而且与华北地区发生的旱蝗灾害也有时间上的一致性,通过树木年轮的集成分析判断,当时西北地区湿度偏低的气候背景导致了蝗灾的发生。蝗灾恰逢政治变局,左宗棠收复新疆着手进行的社会重建与蝗灾救治同时进行,蝗灾的救治程序和措施反映出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之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先名后实"实际调整过程。     

对国内拉美史研究现状的几点想法

史学的发展需要不断地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和调整发展的思路与方向。这种反思不但是一门学科不断走向成熟和具有生命力的体现,而且是该学科的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表现。中国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迄今已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历程,但其真正的发展却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的,并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现了短暂的兴盛局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9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史这门年轻的学科却明显地出现了萎缩现象,陷入了困境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已有的拉美史研究究竟存在着哪些问题?与国外同行相比存在着哪些差距?中国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实现全面复兴?这些不仅仅是这门年轻的学科本身所必须思索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和拉丁美洲各国一样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现实历史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有鉴于此,本刊特邀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王晓德教授主持了本期“问题与出路: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的反思”笔谈,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拉丁美洲史研究专家,就上述问题各自阐述了其真知灼见,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对话和交流。这组文章能否对改变目前中国的拉丁美洲史研究的状况有所裨益,我们将俟诸读者的评析。     

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     

民国时期关金券的发行背景及有关金本位的讨论

海关金单位（简称关金,英文缩写是CGU）是20世纪30年代关税自主化进程中实行的一种新的征税单位,关金券作为海关金单位代用券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从海关纳税发展成与法币并行使用。过去的经济史和货币史著作对此只作简单的交待,语焉不详。结合当时的银价下跌、外债偿付以及相关的货币本位的改革情形,就会发现关金在其间担当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准确地阐述关金、关金券的形成演变历程及其影响,应是研究30年代货币金融史的一个视角。本文拟作一初步探究,以期成为引玉之砖。     

揭密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券骑缝章--采访省苏银行工作人员江娟莲老人

在苏区货币史研究中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疑问,2001年11月在赣州参加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70周年的研讨会时,学会的老前辈吴自权先生问我：“所有苏区银行发行的钞票都没有骑缝章,为什么唯独你们上饶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发行的钞票有骑缝章”？我说我也注意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搞清楚。先生交代我说：“你们要搞清楚为什么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发行的钞票有骑缝章,它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