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中“番银”记载及其史料价值

我国自唐代开始,贵金属白银作为货币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宋以后,白银在货币流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到明朝英宗时放松银禁,于是各种物价多用银来表示,这样中国才真正成了一个用银之国,白银才真正货币化。但直至清代前期,我国的白银始终是称重货币。由于各地白银成色不一,交易时要按照官府的标准进行折算,而各地的“平”并不一致,再加上地方官员征收赋税时以“火耗”为由勒索百姓,所以到乾隆后期及嘉庆年间外国银币（福建、广东、江苏一带称之为番银、番钱或番饼）以其规格统一、重量固定的优势开始被国人广泛接受。沈复在其《浮生六记》中的相关记载便是印证这段史实的力证之一。     

由晋阳遗存浅析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艺术表现

<正>一、宗教祭祀与高官墓葬——晋阳遗存在史料记载中,晋阳古城最早出现于公元前497年。而早在公元前248年,秦设置太原郡时,治所便已在晋阳;西晋时扩展筑晋阳城;公元386年,北魏占领晋阳作为并州郡治所;后作为东魏霸府,继而成为北齐别都,并增设龙山县。隋末李渊父子起兵晋阳,建立唐朝,晋阳与当时的长安、洛阳并称为"盛唐三京"。北宋初年的公元979年,晋阳城因遭受战火而被焚淹,夷为平地。     

“绛守居园池”的考据方法与研究历程

<正>中华之园,始自殷、周之"囿"。三千年间文献所记,知名后世者已难遍举。有遗址幸存及几经改建规模仍存者,屈指可数,园林的考古发掘更属罕见。据报导1991年在配合洛阳市基建施工中发现一处衙署庭园遗址,发掘结束推论之也仅能略知其宋代庭园之大概。汪菊渊先生在《中国古代园林史》前言中写道:"唐朝的园林,其遗址以至全部保存下来的,目前所知只有‘绛守居园池’(在今山西省新绛县)和四川省新繁东湖。其次,有关古代园林的文字史料非常零散,搜集起来有很大困难。宋以前的,只能从一般史籍中、类     

古格的消亡，远非一朝一夕

曾经,在不少煽情意味很重的言辞里,说古格王朝是在一夜之间灭亡的,烟消云散,不知所终,只留下千古不解之谜。这样的说辞当然充满浮夸和感怀,因为古格的灭亡,不仅非一朝一夕之事,而且有准确的史料记载和充分的证据证实。偏袒古格一点的说,罪魁祸首正是其“同胞”拉达克王国,其根本原因是古格王室与喇嘛领袖的王弟代表的宗教势力为争夺权力而对立,其覆灭的导火索,则是由于不明智的国王吸收了西方天主教士的介入。     

传说与现实之间

在为做正定古城的策划而阅读的海量资料中,有这样一条“史料”反复出现：清朝末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奉命筹划修建正太铁路（今石太铁路）,几经勘测,决定把铁路东西两端的起止点分别设在正定府和山西太原府。但清末年间铁路尚属于新生事物,正定府的乡绅生怕铁路坏了风水,一致反对在正定设站,极力疏通各种关系,要求铁路改线。最终,正太铁路的东起点从正定移到了滹沱河南岸的石家庄。这一决定,也为两座城市今后截然不同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德阳历史上的散文大家

德阳山明水秀,地灵人杰,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极其丰厚。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德阳这块丰饶的土地上．先后涌现出了很多杰出的散文大家。     

A Look at Sino--Tibetan Relations through Tibetan Cold Weapons

Tibetan armament has a long history that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of armaments, they also retain their uniqueness and interrelationship. In Tibetan historical records written in the Ming Dynasty, there were detailed accounts of swords. In general, Tibetan armaments advanced substantiall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by learning from the Tang.     

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

中国中古时代历史的研究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正经历一种突破性的进展,这种进展虽不像简帛文献的出土那样耸动学界的视听,但其意义却并不逊色,因为它为我们了解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层层面面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细节,使史家对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     

陈伯达是怎样在人民日报夺权的

拙文《“文革”前夕的人民日报》,在报刊发表和连载之后,备受关注,说明它有一定史料价值,本人对此感激之至。     

“整理国故运动”兴盛原因探究

20世纪20～3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缘于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和新方法的逐步运用;另一方面,当时学者们普遍抱有的“与外人争胜”的心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长期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