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北朝的史官制度与史学发展

十六国北朝时期史官制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的发展。这同当时的史官制度和史学发展两者之间有着比较有效的互动关系是分不开的。它主要体现在以起居注为主要内容的史料工作的规范化,国史编撰制度的初步确立,以及史官职掌和良史意识的有机结合等方面。     

《建康实录》中的《两京新记》佚文

唐开元十年（722年）,韦述写成《两京新记》五卷,成为详细记载隋唐长安与洛阳的重要著作,为历代研究隋唐两京者所重视。然而,北宋史家宋敏求在借鉴《两京新记》的基础上写成内容更为丰瞻的《长安志》、《河南志》二书后,《两京新记》便日趋湮没。现在,只剩下了保留卷三部分内容的节略本残卷还存于日本,全书已不可复观。     

文学评论家李长之

1910年10月30日的一个风雨之夜,在黄河尾闾的山东省利津县城区庄科村的一户书香之家,一个男婴呱呱降生。他就是后来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我国现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著名学者、诗人的李长之先生。他一生著述甚丰,享誉中外,尤其在文艺批评界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造诣很深,享有盛名。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正>"范式"(paradigm)这一术语,是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引入的学术概念。它表述为学术共同体成员在开展科学研究中所共享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或集合。在库恩看来,当科学发展到某一阶段,总会出现一种主导性的研究范式,并形成关于某一问题研究的主流观点;而当这种主导范式不能解释的"异例"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产生范式的更替和转换问题。(2)这一情况将促使关于某一问题的研究,重新进入"百家争鸣"的状态。其实,在百年党史的研究中,研究范式也常处在不断更替和转换中。也正是这种更替和转换,推动党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研究者认识的不断深化。     

简析经世史学思想的嬗变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它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如《文心雕龙·史传》所言：“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为劳。”因此,中国历代史家多好以治史致用、治史明理、明治国安邦之理为己任,将经世致用奉为最高使命,并将其付诸实践。本文拟按其发展的几个阶段对史学的经世思想进行阐释。 一、传统史学的劝惩鉴戒功能 从夏、商、周到鸦片战争以前,史学被誉为兴盛不衰的“显学”,受到了历代君主帝王的高度赏识。它之所以这样兴旺发达,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它能…     

政协“白说也要说”

发言不说说”，出处在政协会议上，围绕委员有一句口头禅“不说自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很是流行，但是关于其却少有人知晓。据回忆，这句话出自北大中文系已故教授王瑶（1914—1989，著名文学史家，第二、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师从朱自清）之口。     

“大溪档案”的来龙去脉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出于美国大选和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开始调整美国远东战略，即实行与中国由对抗到联合的战略转变。这对台湾当局来讲无疑是晴天霹雳。1968年台湾当局将在美国执教的历史家粱敬饽招回台湾，开始撰写《史迪威事件》。1971年7月22日，就在尼克松将访华《公告》发表的第六天，     

浅论吕思勉的史家修养观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他毕生专事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在现代史学史上,他是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把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一并推重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吕思勉史家修养论的核心是求真的思想,亦即传统的“直笔”、“直书”的精神。吕思勉认为只有绝去名利之念,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他认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为学术而学术,而应该具有时代责任感,关心社会现实,立志改革社会,积极为社会贡献心力。     

世界坐标上的“康雍乾盛世”

清朝定鼎中国以后,出现了为一些史家称道的“康雍乾盛世”(1662-1795),三位“大帝”风光至今,不断有人津津乐道那一段往日辉煌。“大帝”们的真假事迹也被小说家和影视作者炒得沸沸扬扬,好不热闹。但乾隆之后仅隔45年,即从1840年开始,先后两场鸦片战争,竞把按说正值壮年的大清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一蹶不振,从此开始了当时已近四亿之众的偌大帝国的衰亡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