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西方史学之东渐——从馆藏书《瀛环志略》谈起

《瀛环志略》是近代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读物,同时也是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不断向中国渗透的产物。新教传教士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化传播者,由于传教士传教传统的影响、新教传教士自身知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排斥及清末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等原因,西方史学的东传之旅十分艰难,但它毕竟拉开东西史学融合的序幕,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     

《世界历史》2014年第1—6期(总第224—229期)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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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与大后方建设”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为进一步深化对抗战时期历史的研究,特别是交流大后方建设的学术成果,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及中国现代史学会主办的"抗日战争与大后方建设"学术讨论会于2014年11月7-11日在西安举行。会议共收到论文58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山西大学、兰州大学、河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贵州、河北、陕西等省社会科学院的7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一、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是抗战史中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近几年,在"新     

国史研究篇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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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及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国际反响

“新社会史研究”作为一种史学新思潮,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化趋势,几乎同时出现于现代国际史学舞台。英国新社会史思潮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国内外史学渊源。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宣扬的核心问题是坚持“自下而上”史学观念,它彰显了由此观念指导下的整体社会史取向和研究实践。从较广泛的分析角度看,在国际史学发展格局重新调整的现时背景下,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效仿。它对国际史学发展的推动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集中体现了该学派及其整体史学研究的国际反响。     

柳诒徵的“史德”论及其史学批评

“史德”论是史学理论中的重要范畴之一。这一概念最早由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后经梁启超等人进一步阐发。柳诒徵在对章学诚、梁启超等人“史德”论批评与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论述了“有史而德”及“从德而史”的辨证关系,并强调“治史以畜德”的重要性。柳诒徵的“史德”是对前人的补充和发展。     

“伏准赦文”与晚唐行政运作

“伏准赦文”是晚唐行政中的一类特殊公文用语。这一用语在晚唐的使用十分广泛,涉及到刑罪处置以外的诸多领域,体现出唐代大赦职能出现变化以后,赦书“申禁”条令对晚唐行政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本文考察了这一用语出现的诸种场合,并进而对其行政意义加以分析,认为这是王朝政令运作的一种新的模式,具有十分特别的政治意义。     

史学研究中利用地方志的几种方法--兼谈方志的资料性与学术性

地方志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已为人熟知,本文重点探讨史学研究中利用方志资料的几种不同取向,即作为资料直接引用、作制度分析后引用、透过背后社会权力话语后引用和透过文化规范后引用等4种利用方志的不同方式,并试图发现它与近年来学术思潮和史学研究的转向可能存在的关系,以及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地方志资料.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方志是一种资料性著述,并且建议第二轮新修方志应加强对首轮修志情况的记述.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简介

地方志即地方记,它是我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以记载一方之事为内容的著作,被称为“郡国之书”(《隋书·经籍志》),即所谓“郡县之书”。唐刘知几在史学分类里把它列为“杂述”,称之为“郡书”(《史通》)。地方志萌芽于先秦,产生于两汉之地记。以府县志为主体的地方志定型于两宋,兴盛于明清,发展至近代、当代。狭义的地方志,乃一方之史。宋人郑兴裔有云：“郡国有志,犹国之有史。”虽然至今仍属于史学范畴,其体例在发展中已成为涉及多学科的一门边缘学科,以历史资料分析归纳和演绎等方法,记载某一地域的山川、风土、人物、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内容。因此,当代中国的地方志是一种地方性的综合著作。     

面向新世纪的史学理论研究——第1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

2005年8月23日至26日,第1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云南昆明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与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六十位史学理论工作者参加了研讨会,收到参会学者论文及摘要近五十份,会议围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中外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和“西方史学流派及其理论特征”等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讨论的丰兽学术观点综诛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