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士与取官:以筹办洋务时期同文馆学生奖励为例

科举取士为清代士子入仕正途,筹办洋务时期,近代学堂开始兴起,科举取士逐渐为学堂取士所取代.近代学堂取士仿中国传统学校例而加以变通,具有取士与取官混而为一的特点.筹办洋务时期新式学堂初创时取士章程规定与实际运作的探索,影响了随后新式学堂的发展乃至新政时期学堂奖励规制的最终制定.     

历史意识与历史编撰理论对明清徽州家谱的影响

史学与家谱关系密切,历史意识和历史编撰理论对明清徽州家谱深远影响。"以稽先世,以贻将来"的历史传承思想是明清徽州家谱发展的动力。"大有关于家教者"的历史借鉴思想是明清徽州家谱努力的方向。史学编撰理论对明清徽州家谱编写有明显的影响,其中正史的史表影响了家谱体例,信史原则对明清徽州家谱编修者的态度有直接影响。     

安徽地区文化变迁与史学——为《安徽史学》复刊20周年而作

安徽地区的文化是我们伟大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历经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到了近代,皖籍学人在近代文化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安徽学人在历史学上形成有相当影响的群体.应当研究在长期文化发展过程中安徽近代史学的特点.这对于发展安徽地区的文化与史学有重要意义.从几千年地区文化发展大背景下,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思想,把地区史学与全国史学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是史学研究的一条思路.     

略论微观史学

近20多年来,西方史学在研究方向、历史思想和方法论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多年前,新史学在西方史坛正处于春风得意的鼎盛时期。它要构建的是一种分析的跨学科史学。法国年鉴派的布罗代尔可以说是当时新史学的主要代表。     

会议通告

第十七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拟于2013年4月在上海召开。会议主题为"20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会议研讨的主要问题:1.20世纪史学发展的主要流派;2.20世纪史学发展中的重大理     

中国古代史学起源新论

学术界将远古神话与殷周史官和牍纳入史学的“童年说”、“草创说”、“萌芽说”。笔认为，商周及其以前的神话传说和字资料只能说是先人无意识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殷周史官不可佩上史学工作的标签，其所录的“官书”也不能拔高到史的地位，只是到了西周晚期至迟在公元前841年，周室及各国史官已开始有意识地记录时事，编排国史。他们从最初那种单纯的宗教神官和“掌官书以赞治”的宝座上渐渐地转轨到后世意义的史官位置上，开始将眼光投向历史，为史而作书，中国古代的史学当于此时萌芽。公元前841年的共和纪年，应是史学孕足而娩的重要标志。     

“史学认识自己“的新突破:评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

中国史学史自本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倡导算起，海内外正式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已达数十种之多，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瞿林东教授《中国史学史纲》(以下简称《史纲》)一书乃其中一部力作，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自李大钊开始传播唯物史观,此后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结合,显示出自己建构研究中国历史体系的规模和力量,因而20世纪把中国史学推向了新阶段。建国后17年,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但成绩仍是主要的,主要表现在:以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得到坚持,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领域以及大规模整理历史文献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1958年以后教条化严重泛滥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挺身而出进行抵制,一批熟悉历史考证的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使史学达到新的境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批判和反思极“左”路线危害,解放思想,史学出现了开拓进取、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论通史

在中国 ,“通史”是一个常用且易解的词。中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国史、世界史的书常题名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而英国人写关于世界史或英国史的书就叫“世界史”或“英国史” ,其中并无一个“通”字。西方语言里有好几个看来与“通史”相近的词 ,但其真实含义并非“通史”。西方的普世史传统来自古希腊 ,据柯林武德分析 ,这种传统与“实质主义”思想有关。中国的通史传统来自先秦诸子的富有历史倾向的思想 ,这种思想恰好是反实质主义的。中国的“通史”精神就在于通古今之变     

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的关联

环境史学是 2 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历史学新领域 ,是以历史学为基础的有关人类与环境关系研究的多学科交叉的产物 ,其中 ,人文地理学与环境史学密切相关。从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来看 ,环境史学无论在定义、研究对象还是在方法原则上 ,都与人文地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的基础在于它们都致力于探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但由于它们对这一关系的具体认识和研究目的的不同 ,二者之间又有差异。认清这一问题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和侧重点 ,以推动环境史学在我国学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