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的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

《国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诸多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并深刻总结其历史经验。它又以记载春秋时期贤士大夫的"嘉言善语"为重要特色,成功地创设了"记言"为主的史书体裁,承裁着古代中华民族的智慧。《国语》历史叙事有很高的技巧,成功地将"记言"与"记事"相结合,以对比手法叙述事件、刻画人物,揭示出历史的深刻内涵,多角度、多层面反映客观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并提供了"纪事本末法"叙述历史的范式。产生于战国初年的《左传》、《国语》两部名著,标志着先秦史学的发展达到重要的阶段,并为中国史学即将出现更加成熟的巨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打造学术精品 服务教育事业——河南大学出版社新书介绍

《现代文学研究论衡》,《史学评论》,《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     

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     

科学观的歧义与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多重意蕴

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因国人对“科学”含义理解上的不同,对史学是否属于“科学”有不同的认识;也因对“科学”含义广、狭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科学史学”观;由此造成史学“科学化”进程中观念分歧与实践路向上的差异。     

关文与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运作——以新获吐鲁番文书为中心

本文首先对吐鲁番新发现的《唐永徽五年至六年（654-655）安西都护府案卷为安门等事》文书进行了细致解读,并由此出发,清理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与关文有关的文书,特别讨论了关文的成立与用印制度之关系、关文所反映的录事司与各曹关系,以及县衙各司之间关文的使用情况。我们相信,对关文格式与运行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唐代地方政府内部政务运行机制的理解．     

一部别开生面的法国革命“暴力史”——读马丹《暴力与大革命：论一种国家神话的诞生》

关于法国大革命,可以做历史“书写”的方面很多,比如可以写它的社会史,可以写它的政治史,可以写它的经济史,也可以写它的化史……而这些也都是早就有人做过的事,听来已经不新鲜了。但2006年3月间法国首席大革命史学家马丹推出的一部法国革命“暴力史”——《暴力与大革命：论一种国家神话的诞生》,听起来不但新鲜,而且还有些另类的味道。该书含有极丰富的学术信息,既综合了近年来有关大革命进程研究的大量新成果,也显示了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的最新发展动向,很值得一读。[第一段]     

尹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尹达先生占有重要的一页。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追随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定信念和在历史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如对唯物史观作出的具有鲜明针对性的阐述,对历史研究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怎样改变了中国史学面貌的阐述,以及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与历史科学的理论创造之关系的阐述,在今天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就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这一道路的形成,深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郭沫若,一位是梁思永。尹达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以《新石器时代》、《中国原始社会》、《中国史学发展史》三本著作为代表。重视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是尹达先生在“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学术道路中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治学特点,也是尹达先生能够沟通考古与史学研究,将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     

谈编制志书音像片的四种工作文本

按照科学程序运作是确保志书音像片编制质量的前提条件。借鉴当代大型文献纪录片的编制经验,联系编制志书音像片的具体实际,愚以为当依次写好如下四种工作文本。     

史学比较研究如何可能？——刘家和先生《史学、经学与思想》初读记

如何进行中西方史学比较研究以及在新的世界史背景下认识中国史学传统,是当今中国历史学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海内外学人倍加关注。刘家和先生长期从事希腊、印度与中国的古史研究,近些年来开始从思想的层面检视中西方史学,因为有着深厚的古史研究基础与通贯中西的理论修为,刘先生总能见人所不能见,于中西史学颇多新识,尤其是在方法上多能予人以启导。当然,由于中西方语文背景与思想进路的迥然不同,双方史学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西方的逻辑理性与中国的历史思维如何对接与融通,仍然存在诸多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