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史学初探

作为帝国早期罗马社会的现实产物,塔西佗史学具有深远宽泛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浓烈复杂的政治伦理意蕴:政治观对其史学创作产生了深重影响,撰述旨趣则与其现实隐忧息息相关。在道德史观与道德目的的意义上,塔西佗史学体现了严格的社会批判精神,并进而形塑了其凝重简练的历史叙事风格。塔西佗史学集中体现了西方古典史学的某些共性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了整个西方历史。     

环境与小民族生存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后,一个事实越来越为人们所瞩目,即分布在亚洲、非洲、美洲等地从事传统狩猎、采集、简单农业的无文字的小民族社会和文化比较简单的群体,亦即常被称为“原住民”、“土著人”、“原始人”中的部分群体,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其处境往往不佳。他们的社会遭遇到巨大的冲击,以致其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残存无几,甚至出现整个群体的灭绝。例如分布于美洲各国的印第安人的500多个支系,现有近半数的人口降到只剩下几千人甚至几十人。这些小民族目前的状况如何？它们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样的处境？它们的前途将会怎样？这是人类学界多年来研究的问题。     

从有铭吴越青铜器看吴越与晋的文化交流——兼谈春秋时期晋国和越国在争霸斗争中的策略

山西和河南辉县,在春秋时期是晋国领土,从晚清同治年间以来,境内屡屡出土有铭吴国青铜器,是当时晋国实行联吴制楚策略,吴晋两国多年友好的物证;绍兴曾是越国都城,城南的狗头山曾出土有铭吴国青铜器配儿钩,是越国被吴战败后,实行“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策略,最终灭吴的物证。越灭吴后,吴文化和越文化融合成为统一的吴越文化。吴越文化和中原的晋文化通过相互交流,在青铜器的合金成分、铸造工艺、礼器、乐器、车马器、农具、工具、兵器、纹饰、服饰、钱币、铭文等12个方面“,大同”中还存在不少“小异”,有些差异还比较明显。这些差异性的存在,可能有以下8个方面的原因:(1)晋与吴越的宗法奴隶制成熟程度不同;(2)两地的陶瓷手工业发达程度不同;(3)两地对农耕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重视程度不同;(4)战国中晚期二地对冶铁业普及推广程度不同;(5)两地对兵器生产的重视程度不同;(6)两地的地形地貌不同;(7)两地的气候环境不同;(8)两地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吕思勉的史书体裁观及其实践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他毕生专事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在现代史学史上,他是惟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把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一并推重为前辈吏学四大家。吕思勉在史体方面,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他自己的几部通断代史著作,在体裁上是一个新颖创制,可看作是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的综合体裁。     

集“概述”之大成 析“概述”之宏微——读《新方志“概述”点评》感书

戊子初春,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地方志研究所任根珠先生的新著——《新方志"概述"点评》(送审稿),寄到我的案前。他在附言中说:请审阅书稿,提出修改意见,并邀写一篇评议性的文字。于是,我仔细翻览该著,     

试论刘咸炘的成材之路

刘咸炘为清末民初著名史学家与文献学家,本文从家学渊源、私淑章学诚、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勤于写读书笔记等方面论述了刘咸炘的成材之路.     

丰子恺先生的教子之道

现代著名画家、文学家、艺术教育家丰子恺先生共有7个子女,长子丰华瞻攻比较诗学,现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次子丰元草在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任编辑;幼子丰新枚通数国语言,任海外专利代表;长女丰陈宝中外文水平俱佳,曾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次女丰宛音从事教育工作;幼女丰一吟多才多艺,文学、书画、翻译兼通,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另有一女丰宁欣,虽非亲生,但丰子恺视同己出,此女亦曾在杭州大学数学系任副教授。几个子女皆在各自的领域里有所建树,这与丰子恺在家庭教育中所坚持的开明教育是分不开的,也非常值得我们现在的为人父母者所借鉴。     

高句丽好太王碑拓本的分期与编年方法

流传至今的高句丽好太王碑拓本总数不少于100种。除原碑以外,上述这些拓本构成今天好太王碑文研究的最主要的研究资料。传世的各种好太王碑拓本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制作的,由于拓本上大多缺少题跋或有关拓本制作年代的记载,许多拓本的收藏者无法判断自己的拓本是属于哪一时期的拓本。这直接影响着此碑释文的研究,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拓本的性质和拓本价值的判断。在好太王碑拓本的编年研究中,石灰补字拓本的编年是最为困难的。本文将以数十种传世的好太王碑拓本为资料,对拓本的分期和编年方法问题做一番探讨,并力图采用一种新的更为接近真实的拓本编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