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别开生面的法国革命“暴力史”——读马丹《暴力与大革命：论一种国家神话的诞生》

关于法国大革命,可以做历史“书写”的方面很多,比如可以写它的社会史,可以写它的政治史,可以写它的经济史,也可以写它的化史……而这些也都是早就有人做过的事,听来已经不新鲜了。但2006年3月间法国首席大革命史学家马丹推出的一部法国革命“暴力史”——《暴力与大革命：论一种国家神话的诞生》,听起来不但新鲜,而且还有些另类的味道。该书含有极丰富的学术信息,既综合了近年来有关大革命进程研究的大量新成果,也显示了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的最新发展动向,很值得一读。[第一段]     

华人网络与韩人网络的比较研究

通过当前韩国对于海外华人四个方面的"似是而非"认识的分析,对华商网络的倾向与特征、建设韩民族网络等问题的探讨,得出结论:韩国华侨与韩国所理解的海外华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代韩国政府希望能像中国充分发挥海外华人的优势那样,使海外韩人发展成为韩国在21世纪的新的成长动力并加以利用的认识是一种错误的"乐观判断";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向心力,不只是来自爱国情,更重要的是其生存保障与利益的实现;中韩两国的侨务政策存在区别,中国致力于"护侨",而韩国的目光集中于"用侨"。     

尹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尹达先生占有重要的一页。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追随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定信念和在历史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如对唯物史观作出的具有鲜明针对性的阐述,对历史研究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怎样改变了中国史学面貌的阐述,以及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与历史科学的理论创造之关系的阐述,在今天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就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这一道路的形成,深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郭沫若,一位是梁思永。尹达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以《新石器时代》、《中国原始社会》、《中国史学发展史》三本著作为代表。重视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是尹达先生在“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学术道路中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治学特点,也是尹达先生能够沟通考古与史学研究,将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     

史学比较研究如何可能？——刘家和先生《史学、经学与思想》初读记

如何进行中西方史学比较研究以及在新的世界史背景下认识中国史学传统,是当今中国历史学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海内外学人倍加关注。刘家和先生长期从事希腊、印度与中国的古史研究,近些年来开始从思想的层面检视中西方史学,因为有着深厚的古史研究基础与通贯中西的理论修为,刘先生总能见人所不能见,于中西史学颇多新识,尤其是在方法上多能予人以启导。当然,由于中西方语文背景与思想进路的迥然不同,双方史学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西方的逻辑理性与中国的历史思维如何对接与融通,仍然存在诸多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法国新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评《法国当代史：身份与变化》

在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法国社会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著作《法国当代史：身份与变化》。它谈不上是法国史学的伟大著作,但由于它由七位具有法国共产党背景和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史学家集体撰写,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较为系统地阐述法国近现代史,这就给我们了解法国8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也使我们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法国“新史学”的浪潮中遭遇的困境和他们的坚持有了重要的认识。     

美国“新左派”史学衰落原因及其遗产探析

作为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史坛上突起的一支狂飚,“新左派”史学无疑代表了美国激进主义史学的传统,成为那个时代美国史学的最强音。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于是,在随后出现的史学多样化浪潮的冲击下,曾经喧嚣一时的“新左派”史学慢慢衰落了。本文认为,尽管如此,其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其史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不容忽视,“新左派”史学给美国史学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8月20日至2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与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共同主办的“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扬州大学召开。包括日本、韩国、美国在内的国内外学者百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八十余篇。这次会议是中外史学理论学者的盛会,也是史学理论学者与中共党史史学理论学者的盛会。     

蒙冤受屈忆反右

1953年,我从民革安徽省委调到淮南煤矿专科学校任校长室秘书。1955年,淮南煤专改为合肥矿业学院。1956年学院迁到合肥,1958年扩建为合肥工业大学。校主任吴怀民调任总务长,我随之调任总务处秘书,享受处级待遇。当时总务处内设事务、财务、房管、膳食等科,任务比较繁重。总务长不常坐班,他把总     

“采铜于山”与学术原创性思维

顾炎武以"采铜于山"的话,形象地说明了学术原创性的重要性.原创性的研究不只是要从原始史料上入手,从思想史研究上说,从原著、代表作入手,要站在一个时代的理论高度从根本上进行阐释,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学术与社会现实的关联.要注意到"述"与"作"的关联、"众手修书"与"成一家之言"的关联,还要注意到比次之业、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的关联.学者应有原创性研究的自觉意识,意识到这是关系到学术发展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