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成就与学科建设座谈会纪要

2008年12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杂志社共同举办的首都史学界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美国罗文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近50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与学科建设问题。     

中国文化中的“形上”与兰克史学中的“虚质”

中外传统史学均讲究依据事实材料重建历史,同时看重形而上的历史思辨。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史家渐离传统,加之学习西学过程中部分学人对兰克的误读,只注意到兰克史学理论中被其中国传人不恰当表述的“实证”一面,忽略了兰克的历史哲学思考,致使研究出现忽略“虚证”的偏颇。本文致力于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形而上的学术思想资源,同时发掘被严重忽略的兰克史学对史料的超越,提出历史研究须虚实结合,但在中国史学的研究现状下,则应适当偏重形上思辨,注重“虚证”,以提高研究成果水准及研究者的学术段位。     

史学比较研究如何可能？——刘家和先生《史学、经学与思想》初读记

如何进行中西方史学比较研究以及在新的世界史背景下认识中国史学传统,是当今中国历史学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海内外学人倍加关注。刘家和先生长期从事希腊、印度与中国的古史研究,近些年来开始从思想的层面检视中西方史学,因为有着深厚的古史研究基础与通贯中西的理论修为,刘先生总能见人所不能见,于中西史学颇多新识,尤其是在方法上多能予人以启导。当然,由于中西方语文背景与思想进路的迥然不同,双方史学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西方的逻辑理性与中国的历史思维如何对接与融通,仍然存在诸多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略谈古代中国的民本主义

《史学理论》创刊以来,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有一段时间,我曾是该刊的热心读者,几乎每期必读,受益不浅。在创刊20周年之际,编辑部要我写几句话,以作纪念。在这里,我除表示衷心祝贺外,还想就古代中国的民本主义发表几点议论。民本主义属思想史范畴,但和史学研究关系密切,史学领域似亦应重视对民本主义的研究。近些年来,学界对民本主义有不少研究,大多给予很高的评价,有的甚至认为古代民本主义就是民主思想,今天中国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从古代民本主义思想演化来的。其实,古代民本主义有光明的一面,也有局限的一面,它受制于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的一部分,是不可能兼有或演化成现代意义的民主思想的。下面谈几点想法：     

中国早期一统观念的起源与成因

问题的提出在西方学说进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史学系统是稳定而圆满的,而在这个稳定而圆满的史学系统中,天下一统思想几乎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中国人自历史记忆的初期就接受了天下一统的观念。     

《史学原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五四时期,在我国史学专业化的背景下,《史学原论》作为西方史学方法论的经典教科书,在史学界流传甚广。胡适、李泰菜、梁启超等人的著作深受此书的影响。民国时期不少青年学生赴法留学,跟随《史学原论》著者研习史学方法,这些中国留学生归国后执教于各地大学历史系,极力宣扬师说,使西方史学方法论在大学课程设置中得到贯彻,“史学方法”被官方定为必修课。这本教科书在中国现代史学专业化进程中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     

尹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尹达先生占有重要的一页。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追随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定信念和在历史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如对唯物史观作出的具有鲜明针对性的阐述,对历史研究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怎样改变了中国史学面貌的阐述,以及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与历史科学的理论创造之关系的阐述,在今天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就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这一道路的形成,深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郭沫若,一位是梁思永。尹达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以《新石器时代》、《中国原始社会》、《中国史学发展史》三本著作为代表。重视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是尹达先生在“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学术道路中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治学特点,也是尹达先生能够沟通考古与史学研究,将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     

“采铜于山”与学术原创性思维

顾炎武以"采铜于山"的话,形象地说明了学术原创性的重要性.原创性的研究不只是要从原始史料上入手,从思想史研究上说,从原著、代表作入手,要站在一个时代的理论高度从根本上进行阐释,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学术与社会现实的关联.要注意到"述"与"作"的关联、"众手修书"与"成一家之言"的关联,还要注意到比次之业、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的关联.学者应有原创性研究的自觉意识,意识到这是关系到学术发展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