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及其成效

本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财政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档案馆编四联总处史料集、民国报刊杂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据,考察了国民政府管控侨汇的机构、政策、流向变迁历程及其成效。认为战时侨汇是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金融抗战和军事国防联动布局的关键物资,国民政府对侨汇管控有其金融抗战和国防战略部署的双重需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存在着复杂的政策调整和隶属机构的变迁,这些措施增加了海外侨汇流入祖国。四联总处、财政部、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对战时侨汇管控做出重要贡献。文中1940—1945年度中国银行经收美元和英镑外币侨汇数额的统计图,填补了战时侨汇本币和外币统计数据欠缺的空白。     

民族主义抑或生存策略:20世纪30年代东南亚华侨的认同——以1930年《南洋杂志》创刊为例的分析

论文以新加坡《南洋杂志》的创刊号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其创刊的缘起与目的、创刊号的内容及创刊号的作者,试图站在华侨的立场上分析华侨民族主义的实质,揭示20世纪30年代东南亚地区华侨如何借用民族主义认同话语来凝聚力量与整合资源,从而达到在地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目的.《南洋杂志》的创刊缘起与目的、创刊号的主要内容及创刊号的作者无不透视出南洋华侨借助中华民族的观念跨国建构华侨统一意识的思想.这既体现了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加强的历程,也在某种意义上凸显了华侨把民族主义认同作为策略,寻求生存和发展之道.     

从边缘到中心: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边疆研究

关注边疆、研究边疆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之前,关注与研究边疆者大多为社会人士或者学生,而主流学界的研究人员并不多见。抗战爆发后,主流学界的传统史地以及新兴的民族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之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边疆,并掀起了一轮边疆研究的热潮。抗战前后对比,边疆研究之内容及其重点,从概述性的边地交通、资源、物产与边疆对外关系转到了边疆史地、民族、社会和语言为主的边疆学术综合性研究,并直接导致了"边政学"理论的提出与构建。边疆研究的这一转向,表明其已经从学术的边缘而进入了学术的中心。     

浅论农村综合改革的制度保障

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是新时期三农的根本出路之一。首先,要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其二,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切实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其三,统筹推进农村其他改革,力促农村综合改革全面铺开。     

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之争

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中国科学、文化研究的最高机构,其院长当然应为学者,而不能是与学术无关的纯官员;但作为行政领导,又不能是不问世事、不通政治、没有组织能力、不获政府信任的纯学者。能否产生出一     

开元通宝异书钱

《旧唐书·食货志上》载：“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这是中国钱币史上第一次由名家制词并书写钱文的明确记载。[第一段]     

论袁崇焕之死

古今因君主猜忌而被杀的爱国英烈多矣,但像袁崇焕死得那么惨,蒙冤那么久实在罕见。他人蒙冤,都有奸人煽构,而袁崇焕之冤却是皇帝“乾纲独断”;冤枉的昭雪,却是敌人的子孙。这就令人不得不痛悼了![第一段]     

僚、瑶民族考

岭南古代先民,总追溯到百越民族。其后也出现过瓯骆、南越、僚、俚、瑶、僮（壮、假）、黎、畲等族称,这些民族是否一脉相承,是演变？是迁徙？是流播？是融合？学术界的观点并不一致,考古所表述的族属也较混乱,反映在地方志的表述也较紊乱。因为各个民族称谓的出现,其时间,其分布都不断变化,我们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名称、来源、分布、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和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都缺乏深入透彻的系统研究,故未有统一的认识,地方志对杂处居住的民族记述存在互相混淆,矛盾和错误的地方。     

我所知道的刘介先生

刘介先生是“文革”前广西文史研究馆第一副馆长,字锡蕃,广西永福县百寿人。生于1890年,卒于1968年。清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于桂林广西优级师范（大专）文科班。与先父李任仁同学不同班级,他晚一年入学。毕业后曾在柳州中学当教员,之后又到庆远（今宜山）中学任校长,旋调任第一师范任校长,又调桂林第二师范学校任校长,又曾在桂林任《教育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