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形上”与兰克史学中的“虚质”

中外传统史学均讲究依据事实材料重建历史,同时看重形而上的历史思辨。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史家渐离传统,加之学习西学过程中部分学人对兰克的误读,只注意到兰克史学理论中被其中国传人不恰当表述的“实证”一面,忽略了兰克的历史哲学思考,致使研究出现忽略“虚证”的偏颇。本文致力于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形而上的学术思想资源,同时发掘被严重忽略的兰克史学对史料的超越,提出历史研究须虚实结合,但在中国史学的研究现状下,则应适当偏重形上思辨,注重“虚证”,以提高研究成果水准及研究者的学术段位。     

与儿童共创“儿童友好”型博物馆评测模式初探——以良渚博物院为例

儿童教育在我国博物馆发展中备受重视,不少展览和教育活动都秉持“以儿童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但如何确保博物馆提供的项目是对“儿童友好”的,博物馆如何有效听取儿童意见并将其融入儿童服务尚待深入研究。基于新童年社会学及儿童参与阶梯理论,在充分尊重儿童权利及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团队在良渚博物院以儿童参与式研究方法为依据,开发与实施了常设展览评测工具,可为探索儿童参与式理念在我国博物馆的实践提供借鉴。实践表明,博物馆发展“儿童参与式”项目应充分尊重儿童权利和明确相关伦理准则,选择具有创意性且儿童友好的方式,鼓励儿童发声,重视儿童观点并积极接纳儿童意见,邀请儿童共同参与项目决策与实施环节。     

共和派的“同化”政策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观念的形成

在法国殖民史上,阿尔及利亚占据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人认为阿尔及利亚并不是一块殖民地,而是法国的一部分,是法国本土的延伸,称阿尔及利亚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这种观念的形成与法国的共和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一开始,共和派就是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积极支持者。在殖民过程中,共和派更是以“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理念为由,提倡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的“同化”。正是在共和派的推动下,法国确定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同化”政策。然而,在殖民实践中,这种“同化”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它并不涉及当地土著人口,而是仅限于阿尔及利亚这块土地和居于其上的欧洲人口与法国本土的“同化”。这种排他性的“同化”政策有着观念和现实两方面的根源,而它的实行则让“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始终是一个只属于法国人的政治神话。     

冷战背景下的知识权力博弈——以1967年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为个案的探讨

20世纪60年代,在官私机制的大力扶助下,以“东方”(亚洲和北非)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美国区域研究达到高峰期,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力。然而,区域研究范式从一开始就面临挑战和批判。冷战“心智之争”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对亚洲研究构成了挑战;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形成和权力分散化的双重趋势,亦使美国学术范式遭到来自亚非学术界的激烈批判。1967年在美国安娜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是冷战背景下区域知识生产与传播背后的权力分配与竞争博弈的典型表现。安娜堡会议折射出知识权力博弈的三重景观：其一,传统东方学与区域研究尝试从不同路径重塑研究对象的博弈;其二,美苏之间力图填补“知识真空”,通过知识生产与传播来竞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博弈;其三,亚非学者抵制欧美国家试图借助知识传播重构新旧殖民主义的博弈。     

细碎间见其统绪——洪迈《容斋随笔》之史学史识见

宋洪迈《容斋随笔》所撰千余则随笔中,包含着涉及历代史著、史家方面的讨论,内容涵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四个阶段。本文通过对《容斋随笔》有关史学的零散随笔进行纵向的梳理考察,并对其中重要者作深入分析,于细碎之间抽绎出洪迈学术体系中的史学识见及其思想价值之所在。借助对洪迈论史学笔记资料之二重性的运用,反思其对于认识中国史学之特质的价值。     

后疫情时代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论文梳理了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背景与路径以及疫情影响下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转向,并以2021年全德华人抗议德国儿童读物事件（简称“童书事件”）为例,就德国华人如何构建新媒介政治实践的行动网络展开探讨。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归纳为三类：第一,以信息资讯类平台为代表的选举政治投票助力;第二,以视频社交类平台为代表的政治参与虚拟在场;第三,以即时通讯类平台为代表的政治动员增量表达。研究显示,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三类新媒介都在“童书事件”得到了具体运用,并在盟友招募与集体动员的转译环节中,实现了华人政治诉求与权益表达“流量、声量与增量”的交融互促。     

乔治·芬利的古典文明衰亡说

乔治·芬利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和德意志大学教育共同塑造的一位重要历史学家。他在其巨著《希腊史》中提出了古典文明于公元3-8世纪期间缓慢衰亡的学说,认为专制政府强加给普通民众的沉重财政负担是导致这场衰亡的本质原因,并在总结其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现实与未来的历史预言。乔治·芬利对早期基督教客观历史作用的理性分析修正了前辈学者爱德华·吉本的偏颇观点。他关于罗马帝国后期与拜占庭时代早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同著名的皮朗命题存在相通之处。他试图将历史经验教训与现实决策紧密联系起来的历史预言写作模式则为阿诺德·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提供了重要启示。     

比勒菲尔德学派和德国社会史研究

德国史学在世界历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因此固守传统很难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走出战争阴影的德国百废待兴,历史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起点。德国近代史学家们逐步接受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结构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德国传统史学引入了新的元素。20世纪60年代末,以创新改革为宗旨创建的比勒菲尔德大学为历史学的创新打造了一个平台,以韦勒和科卡为首的近代史历史学家们在创建历史学系的过程中注重以结构史学的方法论解析社会演进,跨学科地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以研究“整体的历史”为宗旨,形成了以德国社会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比勒菲尔德学派。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与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

21世纪以来,一批在犹太复国主义与后犹太复国主义辩论中成长起来的以色列知识分子,围绕流散地历史与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工党时期的集体主义观念、以色列国家性质与未来走向、巴以冲突及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等话题,重新审视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种以“修正”为核心的新史学话语,反映了当下期望与失望并存的以色列社会既要拥抱传统又必须面向未来的时代特征,这些知识分子被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他们的出现,象征着以色列史学发展的时代转向与史学方法的调试更新,也代表了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