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新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评《法国当代史：身份与变化》

在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法国社会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著作《法国当代史：身份与变化》。它谈不上是法国史学的伟大著作,但由于它由七位具有法国共产党背景和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史学家集体撰写,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较为系统地阐述法国近现代史,这就给我们了解法国8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也使我们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法国“新史学”的浪潮中遭遇的困境和他们的坚持有了重要的认识。     

美国“新左派”史学衰落原因及其遗产探析

作为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史坛上突起的一支狂飚,“新左派”史学无疑代表了美国激进主义史学的传统,成为那个时代美国史学的最强音。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于是,在随后出现的史学多样化浪潮的冲击下,曾经喧嚣一时的“新左派”史学慢慢衰落了。本文认为,尽管如此,其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其史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不容忽视,“新左派”史学给美国史学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8月20日至2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与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共同主办的“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扬州大学召开。包括日本、韩国、美国在内的国内外学者百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八十余篇。这次会议是中外史学理论学者的盛会,也是史学理论学者与中共党史史学理论学者的盛会。     

“采铜于山”与学术原创性思维

顾炎武以"采铜于山"的话,形象地说明了学术原创性的重要性.原创性的研究不只是要从原始史料上入手,从思想史研究上说,从原著、代表作入手,要站在一个时代的理论高度从根本上进行阐释,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学术与社会现实的关联.要注意到"述"与"作"的关联、"众手修书"与"成一家之言"的关联,还要注意到比次之业、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的关联.学者应有原创性研究的自觉意识,意识到这是关系到学术发展的大事.     

汪承潮其人其画

贵州自明代立省以来,与外交流渐为畅达,有识之士接踵而至,络绎不绝。黔地雄浑苍茫,壮阔连绵的山川,使多少词客骚人为之诵吟篇章,又使多少丹青妙手为之泼墨挥毫。从传世之作,或文献载录中了解,有清一代,入黔画家黄向坚,邹一桂、洪亮吉,钱维城皆有以贵州山水为题材的画卷。黄向坚寻亲过黔而后作《寻亲图》册、《盘江图》轴等画图流传至今,并自到过西南诸地后,画作以此方题材为多。邹一桂宦黔六载,遍及贵州山山水水,自述：     

战后日本的新中国研究

本文以战后至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日本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的研究史为研究对象,以日本学术界对新中国政治体制、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考察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为线索,分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的研究概要。以此,试图分析战后日本学术界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的方式、理论。     

临汾发现《晋绥边区临时农会告农民书》

近日,在山西省临汾市发现了一份《晋绥边区临时农会告农民书》。这是一份研究晋绥根据地土改的原始公文,是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真实见证,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原件为纸质印刷,长42厘米,高27厘米,字迹清晰公正,加盖有红色长方形篆体印章“:晋绥边区临时农会关防。”发文时间为:中华     

《楝亭集》未收录的曹寅诗三首

清人邓汉仪《诗观二集》中辑录了曹寅诗三首,出于其未刊诗稿《野鹤堂草》,因诗稿迷失,《楝亭集》未收。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尼日利亚伊巴丹历史学派再思考——以阿拉伯文手稿的收集与研究为视角

20世纪50年代,深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伊巴丹学派在尼日利亚兴起。国内现有研究大多强调伊巴丹学派创新地使用本土口述材料、书写民族主义史学。以阿拉伯文手稿为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学派,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跨时代、跨学科的多元、动态的学术流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各地、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在伊巴丹大学收集、整理、运用了大量阿拉伯文手稿,将其背后穆斯林的历史纳入“非洲人的非洲史”,打破了殖民者带有的种族偏见,并证明非洲人历史上具有国家治理经验。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伊巴丹学派遇到资金、史观的挑战,学术影响力逐渐下降,而“民族主义”“口述材料”亦不足以概括伊巴丹学派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