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迎来世界对话交流促进共同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

2014年5月26—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在安徽省黄山市召开。本次对话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HIST）与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RADI）主办。     

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及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国际反响

“新社会史研究”作为一种史学新思潮,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化趋势,几乎同时出现于现代国际史学舞台。英国新社会史思潮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国内外史学渊源。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宣扬的核心问题是坚持“自下而上”史学观念,它彰显了由此观念指导下的整体社会史取向和研究实践。从较广泛的分析角度看,在国际史学发展格局重新调整的现时背景下,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效仿。它对国际史学发展的推动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集中体现了该学派及其整体史学研究的国际反响。     

柳诒徵的“史德”论及其史学批评

“史德”论是史学理论中的重要范畴之一。这一概念最早由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后经梁启超等人进一步阐发。柳诒徵在对章学诚、梁启超等人“史德”论批评与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论述了“有史而德”及“从德而史”的辨证关系,并强调“治史以畜德”的重要性。柳诒徵的“史德”是对前人的补充和发展。     

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

河西走廊是我国古代西北多民族多文化分布的重要地区,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持续发生。本文通过对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发展过程、动因及机制的分析,认为异质文化因子的不断介入,使河西文化在变化中寻求发展,在发展中取得一致。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是形成河西走廊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主体兼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地域复合体的主要推动力。     

史学研究中利用地方志的几种方法--兼谈方志的资料性与学术性

地方志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已为人熟知,本文重点探讨史学研究中利用方志资料的几种不同取向,即作为资料直接引用、作制度分析后引用、透过背后社会权力话语后引用和透过文化规范后引用等4种利用方志的不同方式,并试图发现它与近年来学术思潮和史学研究的转向可能存在的关系,以及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地方志资料.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方志是一种资料性著述,并且建议第二轮新修方志应加强对首轮修志情况的记述.     

青海省志办举办《地方志工作条例》学习班

2006年7月24～27日,由省志办牵头、门源县政府组织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学习班在门源县举行。参加本次学习的有各州（市、行署）、县（行委）以及省级厅局有关单位的志办主任共78人。本次学习培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参加人员多。全省共有78人参加了培训。二是通过学习进一步强化了依法修志的意识。在座谈中,所有人员均感到《条例》的颁发很及时,为各级修志机构依法修志提供了法律保障,建立了地方志工作的长效机制,真正从法的高度确立地方志工作的地位,确保了此项工作能依法运作。三是提供了相互学习借鉴的平台,通过学习交流,各志办都将本单位工作中的经验进行了交流,对一些共性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拓展了工作思路。四是进一步树立了依法开展工作的信心。在学习班总结大会上,省志办主任谭奇充分肯定了各志办多年来取得的工作成绩,并明确了下一步地方志工作的基本思路,还就一些共性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答复,进一步鼓舞了修志人员的信心。     

从明清时期天主教在福安的传播看中西文化交流

天主教在福安的传播可以追溯到明崇祯年间。崇祯四年（1631年）,马尼拉多明我会菲律宾“玫瑰省”派遣意大利传教士高岐（Angelus）等11人经台湾抵厦门进福州,在福建设立第一个多明我会传教区。同年六月初一,高岐等人进入福安县境。落脚溪东村,将一座民房改建成教堂,为外国传教士在闽东建立的第一座教堂。随后,多明我会传教士在交溪沿岸积极开展传教活动。先后在罗家巷、顶头、六屿、下胚建立传教点,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在福安城关等地改建教堂,发展一批教徒。从崇祯年间直到雍正年间其发展的速度是极其缓慢的。     

小议隋唐时期的中外音乐交流

从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来看,华夏音乐文明之初就伴随着与其他各民族音乐间的水乳交融,《路史·后纪》十三注引《竹书纪年》有云,“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又《礼记·明堂位》云:“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郑祖襄《中国古代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内部资料,第25页     

提高新方志编纂质量浅见

结合参加编修两届《广西通志.邮电志》的实践与体会,认为提高新方志编纂质量的较好的途径是:1.加强方志理论基础知识的学习并用以指导修志。2.强化志书是综合性著述的观念,用综合性著述方法开展修志。3.领导审稿、修志业务主管部门审稿和修志人员三者有效沟通交流。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简介

地方志即地方记,它是我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以记载一方之事为内容的著作,被称为“郡国之书”(《隋书·经籍志》),即所谓“郡县之书”。唐刘知几在史学分类里把它列为“杂述”,称之为“郡书”(《史通》)。地方志萌芽于先秦,产生于两汉之地记。以府县志为主体的地方志定型于两宋,兴盛于明清,发展至近代、当代。狭义的地方志,乃一方之史。宋人郑兴裔有云：“郡国有志,犹国之有史。”虽然至今仍属于史学范畴,其体例在发展中已成为涉及多学科的一门边缘学科,以历史资料分析归纳和演绎等方法,记载某一地域的山川、风土、人物、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内容。因此,当代中国的地方志是一种地方性的综合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