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姚鼐的史学思想

姚鼐是清代桐城派的集大成者。虽以诗文名天下,却在所作笔记、传记以及文集中,蕴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纵观姚鼐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讲天命、更重人事的天人观;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直书观;为人物立传"当以贤能"的史传原则;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史学方法论。     

乾隆皇帝与督陶官唐英（下）

三、恪尽职守,不辱使命,被誉为“唐窑”的乾隆官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做出了非凡的历史贡献。唐英是一个勤学好问,办事认真,—丝不苟的学人。他主张“凡闻见所及,必考其年代,究其款式,追论其制造之原委,务与史传相合,而一切荒唐影响之说不得而附和之。”(见《唐英·龙缸记》)。他为了探究钧瓷窑变的机理,于上任之初,即于雍正七年三月,派厂署幕友吴尧圃调查钧窑窑变釉料配制法。临别赋诗,以壮行色。诗的全文如下:“絮落花飞春已暮,几欲留春春不住。离筵黯黯趁春开,春风引路均州路。山山水水几许长,帆樯云树悉苍茫。谷城黄石岘首泪,酒材诗料…     

胡均鹤在谍报漩涡中浮沉

在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潘汉年》的故事中,有一个很奇特的人物叫胡均鹤。他在这个历史事件中只是一个配角,但这个配角在一些重要的活动中却起了独特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他早年参加革命曾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的重要职务,后来却又背叛革命加人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中统”,抗战时期又堕落为一个著名的汉奸特务。然而在此期间他却为中共、为抗战做过不少有益的事。上海解放前夕,他弃暗投明投奔革命,作为“特情”人员被吸收参加上海肃反工作,还担任了公安部门咨询机构“情报委员会”的主任职务。不幸的是,１９５４年又受潘汉年、…     

司徒美堂与侨乡土改

1949年,新中国的脚步声在展曦中愈来愈近,远在大洋彼岸的司徒美堂也感受到了新时代的呼唤。这位辛亥革命老人、美洲爱国侨领、致公党主席冲破了重重阻力,从美国纽约飞回香港,甩掉了跟踪他的国民党特务,于9月4日辗转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年,他81岁高龄。此后在周总理的恳切挽留下,司徒美堂欣然留居京华,在北池子83号的一座四合院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6个年头。漂洋过海大半个世纪的司徒美堂,雨今能在故国安享晚年,目睹世间的沧桑巨变,兴奋与激动自不待言,在他眼里,任何变化都没有一个能与     

蒋介石拘捕刘叔雅事件

60年代初,周作人先生撰写的《北京大学感旧录》,先是登载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三辑上,1973年。台湾《传记文学》第二十二卷分三期选载,是一篇颇有影响的掌故资料。周先生在述及“刘叔雅”一节时,有这样一段话:“(叔雅)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北伐成功后曾在芜湖,不知何故触怒蒋介石,被拘数日,时人以此重之。”周先生说的这件事是确实有的,时间发生在1928年11月26日,但地点不在芜湖,而是在当时的安徽首府安庆。蒋介石为何要拘捕刘叔雅呢?不仅周先生“不知何故”,就     

新发现杜聿明被俘后的一封信

笔者在参与编写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敌军工作史的过程中,发现了半个世纪前杜聿明被俘后写的一封亲笔信。这是一份颇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有助于澄清以讹传讹的一些历史事实。确凿地证明了杜聿明在被俘后短短二三个月后,即在政治上、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还为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提供了敌情资料,亲自写信策动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从而以实际行动将功赎罪,在靠拢共产党和人民方面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并为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作出了他的贡献。信的全文是这样写的:丁先生赐鉴:聿明此次到解放区后,辱承先生及两位张先生之关垂指导,人非木石孰能无感!然以脑内受创过甚,神态时清时昏。     

赵尚志殉国与一个日本战犯的忏悔

赵尚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原北满抗联总司令、抗联第三军军长。1942年2月12日,他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不幸以身殉国。然而,有谁能相信这位叱咤风云的抗日英雄竟是陷入日本侵略者编织的魔网而死于敌手的呢?又有多少人知道曾参与谋杀赵尚志的日本战犯东城政雄经过在战犯管理所认真改造,回国以后成为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倡导中日友好的进步人士呢? 日伪特务密谋,诱骗赵尚志上当众所周知,赵尚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即参加领导抗日武装斗争。1932年,他在直接参与领导的巴彦反日游击队失败之后,不畏挫折,又于1933年创建了珠河反日游击队。这支最初仅有十几个人的游击队,在他的指挥下,在与日本侵略者的顽强斗争中,于短短的三四年内,就发展成为拥有     

台湾与苏联的秘密接触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中国、美国和苏联三者之间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台湾和苏联这对看来不可能往来的宿敌,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却有过多次秘密接触。据报道,从1965年到1975年,前往台湾的苏联“秘使”至少有六人,有的多次到台湾。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以《伦敦晚报》记者身份为掩护,化名为维克托·路易斯的苏联“特务”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在此期间他曾三次去台湾,密晤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台湾高层人士。同时台湾也应邀或主动派出“特使”在维也纳等地与苏联“特使”接触。1995年5月21日至25日,台湾《联合报》全文连载了台湾前“新闻局长”魏景蒙日记《王平档案》(“王平”即路易斯的代号),首次披露了这些惊人的秘闻,其中对路易斯第一次台北之行和台苏双方“特使”两次维也纳会谈的记录尤为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