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北京官式建筑角科斗栱形制分期研究——兼论故宫午门及奉先殿角科斗拱形制年代

本文运用文物建筑形制类型学研究方法,作者从明清官式建筑角科做法上,提炼出可用于形制分期的三组共15个形制类型及其组合关系,结合相关文献,系统梳理了43座明清时期北京官式建筑标尺的角科形制类型和共存年代,通过角科斗栱的形制演变,勾勒出北京官式建筑在五百余年间所经历的六个演变历程,计为:元明交替期、明制转变期、明制成熟期、明清交替期、清制定型期和清末微变期。最后,作者利用角科形制分期结论,并结合相关文献,对故宫现存奉先殿、午门等建筑的年代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河套东部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墓地的分期及相关问题

根据陶器类型学分析,河套东部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遗存可以分成六期,时间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这些墓葬遗存可以分成四大类,相互之间存在四个层次的关系.从陶器的联系来看,河套东部地区春秋战国遗存与属于燕文化区的冀北地区的文化联系较为密切,和晋文化区联系较少.     

关于“玉器时代”说的溯源

“玉器时代”不是一个考古学的概念,90年代以来的反复讨论,使这个问题的缘起和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作者认为不应将《越绝书》所载的古代传说,与考古学分期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同等对待。     

中国民俗的历史分期

至迟从西周起,就有"輶轩之使"的采风活动,从而拉开了民俗调查与研究的序幕.不过,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直到1846年才确立.是年8月22日,一个叫威廉·汤姆斯(Willian Thoms)的英国人在<雅典娜神庙>杂志上发表一篇文字,提议以"民俗"(Folklore)一词来代替当时流行的"大众古习"(Popular Antiquities).     

宋代官印制度略论

中国古代官印制度发展到宋代,已十分成熟和完备。国家设置了专门的铸印机构──少府监和文思院,并且制定了诸如牌印制度、知印制度等严密的管理措施,在官印的形制上,背款的出现和叠篆的使用,为以后金元各代所沿袭,影响深远。     

关于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存年代的思考

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存的上限约当二里岗上层晚段,下限已到殷墟文化末期。由大辛庄遗存看鲁西地区商文化上限,将有助于商族起源、“中商文化”乃至岳石文化下限和去向等重大课题的研讨;其下限的判定则可为商周文化断代提供标准。     

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

历史编纂学中对历史的分期有自然的或技术性的分期与理论性的分期两种。中国和西方传统时代的历史学家都不注重运用历史的理论分期来编纂历史。对理论化的历史分期的热情是启蒙时代以来社会、自然和历史观念变化所激发起来的,对于中国历史学家说来是外来的。凡理论化的历史分期,其理论的根据都远远超出历史学之外,所以对于历史编纂学来说是无法从理论角度判断的,而只能从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实际产生怎样的作用来判断。任何理论模式都具有主观性。所以理论性的历史分期对于历史编纂学说来是假说、工具和方法。     

过渡中的期待

世纪之交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功效,许多实质性的历史分期研究就不把它当一回事。不过,作为时间标度,它大概可以给叙述提供便利。况且,既然如今地球村的居民都在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手段,制造“跨世纪”的热点,而且还那么投入,那么令人“从众”,近乎万人空巷,说不定这个世纪之交就真的会比别的年份显得与众不同。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破解千古疑案 填补历史空白

对于历史学而言,年代学的重要性犹如人体的骨骼,没有它就难以挺立。司马迁作《史记》,意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了将发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中的事件进行排列、归纳、比较,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年代学标尺。但是,秦火之后,作为全国年代体系轴心的周王室纪年已经残缺,共和以前10位周王仅厉王、穆王有纪年,其余均付阙如。他试图用列国的“谱牒”来加以弥补,但彼此歧异,莫衷一是,所以只得将古史纪年断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我国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然而确切的纪年不足三千年,成为世界古文明研究中的重大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