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齐哈尔水师营考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一份关于"齐齐哈尔水师营"的记载,但未注明水师营建置缘由、营制以及家奴来源等问题。笔者结合档案记载,并参考了一些文献及学术界研究成果,就齐齐哈尔水师营的建置及营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安徽农村改革的来龙去脉

有人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从安徽开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安徽先后进行了“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即“责任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即“包干到户”或“大包干”）及“农村税费改革”的试验和改革。     

试论日本古代国家官僚制度

五位以上的有位贵族依据"官位相当制",在官僚机构内部担任高官,并在服制即朝服和礼服方面与六位以下官人相区别。有位贵族在政治、经济、法律和受教育方面具有很大的特权,享有一系列的优惠待遇。官人的出身资格大体分为五位以上官人的子孙的荫子孙、六、七、八位官人之子的位子和除此之外的白丁三种。荫位制,是五位以上的有位贵族子孙的主要出身之路。日本的学校与官吏出身制度的联系不是很密切,日本的学校的功能与其说是培养任用官吏的机构,不如说是在培养专家的同时,以使五位以上贵族子孙广泛了解经学为目的的一种经学传播机构。     

关东州会制研究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旅大地区建立了关东州殖民地。会是关东州最基本的地方行政机构,日本殖民政府对关东州殖民统治主要是通过会来进行的。但关东州的会只是一种行政上的辅助机关。1925年6月20日,日本政府以第238号敕令的形式公布《关东州会制》,正式赋予会以法人资格,以后又不断强化,确保其殖民统治的需要。     

西周制度与晋侯墓地复原——兼论曲沃羊舌墓地族属

"合葬非古也"。北赵晋侯墓地复原为9组晋侯夫妻合葬墓是可疑的。佩玉制度和惧目(玉覆面)为男性贵族所专用,可以作为判断男性墓的标准。西周实行一继一及制而非嫡长制,西周晋国世系有所遗漏。谥号是下葬之日授予的,凡是有谥称的晋侯如昭侯、孝侯、哀侯等不管是否正常死亡,都有资格进入晋侯墓地。M31 M8及其以上的7对并穴墓应是具有昭穆关系的14位晋侯墓。羊舌墓地并非晋侯墓地。     

唯物史观与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演变

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肇始于对幕末明治以来日本发展道路的现实反思,是20世纪日本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领域的发展壮大奠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的讲座派与劳农派,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近代日本乡村社会性质及其矛盾。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蔚然壮大,以地主制研究为代表的乡村史研究成为当时日本史学界的显学,日本史学界的阶级史观成形。20世纪60年代后,伴随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乡村史学者在既有领域深入的同时开拓出农民运动史、自治村落论等多元路径,研究范式受到修正。20世纪末,乡村史研究盛极而衰,渐趋碎片化,退为隐学,但呈现注重市场因素等新趋向。乡村既是日本近代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对象,也是马克思主义剖析日本型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切入点。     

抗战期间中共对乡保政权的改造——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期间中共开辟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在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通过改造乡保政权巩固根据地是中共采取的重要举措。中共对乡保政权的改造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创初期,为了站稳脚跟、打开局面,中共在沿用旧有乡保制度的同时,主要改造乡保长群体;随着根据地的日益巩固,中共推出新乡制,试图通过乡选完成对抗日根据地乡保政权的彻底改造。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实现抗战与民主的共赢是中共制订乡保政权改造政策的出发点;策略性与战略性相结合、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是中共成功改造乡保政权的主要经验。     

红山文化积石冢冢制渊源初探

积石冢或“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组合是红山文化的主要特点,其形制、性质、礼仪及创制理念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为中华礼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创制了基础框架模式。因此,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而庙、坛皆因冢而分化、析出,所以,在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对冢的研究具有“行到水穷处”的源头意义。本文通过红山文化积石冢遗迹与后世帝王冢制的比较,典籍文献的描述以及近年来考古发现的综合研究,从而证明了红山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源流清晰,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中国山羊的起源与扩散研究

家养动物的起源与扩散与农业起源、古代贸易、文化交流密切相关,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山羊(Capra hircus)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为早期人类提供了重要的肉食资源、奶、羊毛和毛皮,在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中国,由于早期动物考古研究的局限性,动物考古学家并没有仔细区分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绵羊和山羊,而是笼统地以羊来代替,导致我们对山羊在中国的起源、驯化及其传播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本文系统整理了中国古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资料,同时结合现代山羊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以及古代山羊的古DNA研究,阐述了中国古代山羊的起源与扩散过程,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