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南红色研学旅游产品开发研究——以丽水市为例

面对当前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与挑战,本文以浙江省丽水市为例,研究红色研学旅游新业态,对其发展现状、产品开发问题进行分析。在提出红色研学旅游开发原则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强化研学服务保障、深挖文化与资源内涵、推进体制创新和拓展市场渠道等,进而促进浙西南红色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     

智慧旅游背景下大学生研学旅行平台建设与运行的可行性研究

近年来,民众生活水平全方位提升,在这一背景下,旅游业开始蓬勃发展,其中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智慧旅游成为当前比较流行的旅游模式。在大学生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具备开展研学旅行的条件,但是当前大学生研学旅游市场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首先对智慧旅游、研学旅行的基本概念与理论进行简要阐述,其次对我国大学生研学旅游市场发展现状进行简要分析,再次综合以上内容,从学生需求、市场环境、国家政策三方面对智慧旅游背景下大学生研学旅行平台建立与运行的可行性进行深度分析,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策略进行深度探究。希望本文的研究内容能够为大学生研学旅行平台的建立与大学生研学旅行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海南省初中生研学旅行关注焦点及发展提升策略研究

近年来,旅游业虽然受到外部大环境的影响,但是人们的出游意愿还是非常强烈。研学旅行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将教育与旅游结合一起,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市场的认可,掀起了一股新的旅游热潮。从海南省本地客源市场来看,海南初一、初二的学生超过20万人;除本地客源市场外,海南宜人的气候、丰富的自然以及人文资源,也使之成为北上广深等地研学机构青睐的研学旅行目的地。为助力海南研学旅行健康发展,本文在分析海南省初中生研学旅行关注焦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海南省初中生研学旅行发展提升策略。     

敦煌汉简与简牍学的产生及新发展

敦煌汉简出土时间早、数量庞大,直接促成了近代简牍学的产生。其内容包罗万象、语言文字资料丰富,又为二十世纪简牍学的发展提供了资料支撑。进入新世纪后,在“融通汉唐”的史学潮流中,作为连接简牍学、敦煌学桥梁的敦煌汉简,将成为简牍学甚至整个出土文献学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的突破口,值得重视。     

文人古典诗歌吟诵之探析

中国古典诗歌的吟诵为古代文人所特有,以其兴发感动的独特作用,为表达内心情感的有效工具,吟诵被认为是诗歌创作的本质和基本要素。在经历了唐代中期诗人“苦吟”的高度发展之后,成为古代文人所普遍使用的读书方式。但在中国语言文字改革之后,变成了一种濒临灭绝的小众文化,现在是被文学和音乐学领域致力恢复的一种古文表达方式。它与现在所谓朗诵不同,也与文人的歌唱不同,是以其不需记谱,通过依照汉字声调与腔调的结构而创作吟诵调的方式,和见字即能唱的即兴表达特点,而构成的一种为古代文人特有的读书方式。本文依照文人吟诵文化的演化过程来论述其特点和性质,探析吟诵如何成为古代文人所特有的一种表现手段。     

国难·内迁·共同体：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与华西坝五大学联合办学比较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文化教育界备受日军摧残。为保存民族文化血脉,进行文化抗战,中国大学开启了世所罕见的辗转迁移办学的历程,并为适应战时环境实行联合办学。地处西南大后方的西南联大和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两个大学共同体,是抗战时期中国两处著名的学术中心。这两个大学共同体各具特色,在内迁动力、办学体制、国际交流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但差异中又彰显共性。从差异与共性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对中国大学办学多样性、中外文化交流途径、大学与国家关系等问题加深认识。     

密教发展期的忿怒相神灵图像学溯源——“烈火怒焰”忿怒相神灵形象的演变(下)

<正>2.降三世明王降三世明王的梵文为Trailokya-Vijaya-rāja。梵语中Trailokya的原意为“三界”“三世”;Vijaya意为“降服、调服”,rāja意为“王”。这三个独立的词汇连结起来的字面意思为“降服三界（三世）的明王”。     

构建为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服务的避暑山庄学

自1983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著名清史专家戴逸首次提出建立“避暑山庄学”学科至今,已近40年。避暑山庄学是承德打造山水园林城市、国际旅游城市的文化根基与灵魂,加强避暑山庄学研究可以更好地为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服务。梳理目前避暑山庄学的学术源流、研究成果,探讨避暑山庄学概念、研究范畴、体系框架,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对于规范和推动避暑山庄学学科建设,扩大学界对它的了解和认识有重要意义。     

地方认同：成都博物馆研学旅行设计研究

博物馆研学旅行教育活动作为家庭、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有助于拓展学生视野和强化地方文化认同。通过研究成都博物馆儿童研学旅行,深入分析其课程设计特点,肯定了其在提升儿童地方认同方面发挥的教育作用。     

浙江乡镇村志编修的历程、特点与价值述论(1949-2018)

浙江乡镇村志的编修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延续性强,而且质量上乘、价值可观,历来居于全国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委、政府、方志部门、学者及乡民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浙江乡镇村志书的编修得到进一步发展,数量与体量蔚为大观,总体质量颇佳,在编修出版、体例内容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并展现出丰富的文献价值、社会价值和文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