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探析

大众文化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性格心理机制批判一样,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艺术在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同时,开始失去了自身的创造性和超越性,开始沦为非创造性的、商品化的大众文化,成为欺骗人,统治人的异化的文化力量。对于大众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大多数成员都有涉及,并且留下了一系列的经典著作,正是建立在对此的认知基础上,本文将对大众文化的概念、内涵与特点等进行阐述。     

周瘦鹃三题

文坛地位周瘦鹃在文坛的地位,很多人觉得早有定论．毋庸置疑,是鸳鸯蝴蝶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换句话说．是通俗文学家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从新文学史的整体来看,也是比较合乎事实的。不过,对于一个一生发生很多变化的人来说,执一的说法往往不能很好地加以概括,周瘦鹃就是如此。周瘦鹃的文学取向是多样性的,他不但写作都市通俗小说,     

顾颉刚与考古学

顾颉刚先生从中国考古学兴起时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古史辨派的观点,甚至继王国维之后提出了"三重论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古史辨派与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应当分工",并以古史辨派的辨伪学研究作为考古学的必备基础,表明古史辨派与考古学的关系尚有其复杂的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了古史辨派学者古史研究中的若干缺憾,另一方面由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亦足以引起考古学界的关注,至今仍不失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袁可嘉 落“叶”归根

袁可嘉一看,哈哈乐了,还拿起笔题了一行字:"好一个脑袋!"纽约时间11月8日,"九叶派"著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女儿家中与世长辞,享年87岁。在北京,88岁的女诗人郑敏一声长叹,"我们‘九叶’很惨啊,又一片叶子凋落了,就剩下我这最后一叶。"     

对诗痴迷一生的彭燕郊

彭燕郊,原名陈德矩,福建莆田人,1920年生;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为"七月派"重要作者之一;1955年因胡风案受牵连被捕,获释后在街道工厂参加劳动;1979年3月起在湘潭大学任教,同年10月获平反。出版有诗集《彭燕郊诗选》、《混沌初开》等十余部著作;2007年元月,出版四卷本《彭燕郊诗文集》。2008年3月31日凌晨3时56分,在长沙去世,享年88岁。     

20世纪30年代吴晗史学述论

20世纪30年代是吴晗学术历程中的辉煌时段。他一直受到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双重影响,出入于两派之间。吴晗在学术起点上具有二元性,同时蕴涵着社会史学与考据史学两种基因。正是这种学术上的综合与兼容,使吴盼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恒久的生命力。     

曾鲸与“波臣派”的形成

波臣派是明末曾鲸创立的肖像画派别,在明末、清初画坛影响深远。曾鲸弟子众多,再传弟子更是遍布于当时画坛。本文对波臣派创始人曾鲸的生平、艺术及其影响作了简要的论述,并对波臣派画家体系的构成进行了简单地梳理,以期对波臣派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紧张而丰富的心灵:林同济思想研究

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 ,林同济作为战国策派的重要成员 ,是以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出现的。事实上 ,在其一生的心路历程中 ,林同济体现出三种境界 :国的境界、力的境界和宇宙的境界。从竞争的民族主义到尼采式的战士式人格 ,最后回归于宇宙的“天人合一” ,在他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丰富而紧张的心灵 :世俗与神圣的错位、“天”与“地”的紧张、功利与价值的冲突 ,这一切都构成了林同济异常复杂的内心世界。这证明了民族主义并非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价值和关怀所在。     

1920-1930年代国家主义派之内在文化理路

“醒狮运动”之初,国家主义派致力建构中西杂糅之文化保守主义体系,以为其运动之意识形态。其现代学理厥为以欧陆玄学为基础的历史文化哲学,及玄学之反动———实证哲学及实证学科(包括实证主义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玄学与实证本相冲突,且因移植国家主义之中西时空错位,导致醒狮派理论之困境及内在紧张,并驱动其由消极强调国家主义之自在性,走向积极营建“新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玄学向为文化保守主义之壁垒,而实证主义之科学、进化精神及反玄学倾向,则促使醒狮派呼唤并回归“五四精神”,走向文化激进主义。     

浪漫派和批判派的碰撞与融合——塞尔维亚民族史学构建(1873—1940年)

塞尔维亚获得民族独立之际,支持将传统民间史诗作为史料的浪漫派与反对将史诗作为史料、支持对史料进行考据和批判的批判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史学方法、观念和重大历史问题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持续近二十年,最终以批判派的胜利告终,确定遵循兰克“如实直书”的史学方法,孕育出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雏形,推动了现代塞尔维亚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发展。尽管两个学派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有不同的见解,但实际上两者在塞尔维亚史学研究重点问题和关键叙事上具有一致性。塞尔维亚民族史学就是在浪漫派与批判派的碰撞中接纳了现代的史学方法,又在两个学派的融合中继承了“民族主义指导历史书写、构建历史记忆”的史学观念,现代塞尔维亚史学发展总体方向由此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