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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上海沦陷后,宋庆龄南下香港,组创“保卫中国同盟”,以各种形式开展救亡活动,其中卓有影响的,是为支援“工合”而发起的“一碗饭运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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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中国确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50年2月又根据这一方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新中国唯一的、利大于弊的选择。正是因为“一边倒”,新中国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认,同时也收回了相当部分的苏联在华,特别是在东北的权益。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历史的推移,中国作为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也逐渐感觉到“一边倒”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种种牵制和对经济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不得不考虑并于五十年代中期改变了“一边倒”外交方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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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立反法西斯联盟思想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30年代初民众广为倡导的建立反日国际同盟主张的提出。九一八事变及其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日益恶化,推动着中国民众就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时间、地点以及中国在未来大战中应采取的方针进行广泛的讨论和预测,建立国际反日同盟的思想在这种讨论中应运而生。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政府对民众的这种主张并没有作出积极响应,而是致力于推动国联发挥政治影响力和争取国联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的外交活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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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干案是牵动北洋政治全局且与外交瓜葛密切的大案。案件固然有被告涉嫌触犯刑律作为实体,但政治及外交因素的作用也未可忽略。直系内部"保派"谋求推倒"洛派"内阁的政争是此案发生的政治背景;被告得以躲过法律制裁,与"六一三"政变后反直三角同盟形成、直系内部矛盾缓和,外交上又不得不起用作为连带被告的顾维钧等外交系领袖有关;列强借关税会议、法权会议对中国施压,也是司法处置朝着有利于被告方向变化的因素。不过被告的无罪宣判并不意味着案件了结,奥款合同善后问题谈判在直系统治崩盘后得以继续。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外交努力,挽回奥款展期合同造成的200余万镑损失,反证当初检厅控告罗案被告渎职损害国家利益等罪,并非子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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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美日同盟关系调整的特殊时期,为赢得日本对两国同盟关系尤其是对美国的信任,为规避哲拉德事件可能给美国海外尤其是亚洲驻军地位带来的负面影响,艾森豪威尔政府灵活处理了哲拉德事件与驻日美军司法管辖权之间的矛盾关系。美国政府对此事件的决策过程表明:日本政府对两国同盟关系的新诉求和日本民众对驻日美军犯罪行为的愤怒情绪,是致使美国军方按既定方式处理哲拉德事件并致其复杂化的外部因素;美国决策者们不情愿让日本拥有处置驻日美军问题主导权的心理,是导致哲拉德事件复杂化的主要原因;美国国会议员和社会舆论则是导致美国政府在哲拉德事件上左右摇摆的重要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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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结盟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由于缺乏信任,1944年中共和苏联都没有把对方作为战后合作伙伴的首选;1945年毛泽东在党内宣布苏联是中共的朋友,却遭到斯大林的白眼;1946一1948年苏共谨慎地援助中共建立起革命政权,但只限于中国北方地区;经过激烈的争论,并在毛泽东表示政治上的顺从后,斯大林决定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斯大林在中苏民族利益的冲突中被迫做出重大让步,从而对毛泽东的忠诚和中苏同盟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毛泽东在极端困难和矛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单独对抗美国,避免了中苏同盟条约被束之高阁的命运。总之,中苏同盟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尽管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从中苏结盟的过程看,这种无奈的选择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同盟破裂的隐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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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虽然不是针对美国的,但中苏同盟的建立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苏联是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强大后盾。《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力地牵制了美国,使其不敢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苏联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有力的军事援助;苏联积极帮助中国打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大力援助中国建设工业基础;苏联在外交上坚决同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作斗争。这些对中国人民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和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和保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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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
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确立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名义草拟《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宣言于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时报》上正式发表,不久辗转传入国内。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