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与《反分裂国家法》的酝酿、立法和颁行

在《反分裂国家法》酝酿、立法、颁行的过程中,华侨华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华侨华人早就有以立法遏制"台独"的倡议,并向温家宝总理提议,成为酝酿《反分裂国家法》的重要来源;《反分裂国家法》立法程序启动后,华侨华人统一认识,积极献言献策,力正视听,并见证了此法通过的历史时刻;《反分裂国家法》颁行后,华侨华人广泛拥护,对"台独"等各种分裂分子的行径进行了抨击,对华社①的不同意见进行交流,促进了国际社会和华社对此法的认同。     

计划经济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制度根源

如果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反右派斗争算起,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掐头去尾,阶级斗争扩大化在中国也延续了20年之久。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出现时间如此之长,涉及面如此之广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最权威的解释莫过于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并未设专节论述此问题,但通过回答“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而间接地从三个方面做了解释：一是毛泽东判断失误和领导错误;     

宋代的监察机制

宋代是我国监察史上的转型时期,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机制.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重点监察官长,尤其各级首脑,发挥监察的警示效应;二是突现垂直监察,提高监察权威,充分发挥效能;三是强化外在监察,阻隔监察主体与客体的干系,免受客体控制,增强监察独立性;四是加强反察制约,形成网络体系,迫使监察主体依法监察,并处在临察应战的状态.这些机制既是宋代监察制度的内在规定,也是宋代监察实践的突出表现,反映出宋代监察的本质和规律.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考察——以广昌战役为中心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的错误向来被认为是导致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广昌战役则被作为军事决策失误的标本。不过,从当时的条件、背景、情境考察这样一个历时一年,战略估量历经变化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场时,或可发现,中共军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实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运动战到防御战的转变也不仅仅出自中共军事决策者的主观意旨。     

对费正清中国史观的理性考察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在半个多世纪里,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20世纪50年代,他提出了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用来作为其解释中西文明冲突的工具。多年来,史学界对此多有争论,对他的中国史观也褒贬不一。对费正清的中国史观以及他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的背景及其实质进行一些理性探讨,有利于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铁路卫生防疫事业的创建

新中国人民铁路卫生防疫事业发端于东北解放区.1947年,出于卫生防疫工作的需要,东北铁路总局设立了卫生处;1948年,首个人民铁路卫生防疫机构——东北铁路中央防疫站由东北行政委员会铁道部筹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铁路卫生防疫事业继续发展,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基本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全国铁路卫生防疫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大突发疫情防控中,人民铁路迅速应对,通过设立领导决策机构、组建专业卫生防疫队伍、实施铁路交通检疫等应急防治措施,取得了1949年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和1952年反细菌战的胜利.正确的卫生防疫方针、科学的应对举措以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铁路卫生防疫工作成功的基本经验.     

良渚反山遗址出土玉器的统计学分析

文章对良渚遗址群反山遗址出土玉器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学分析,对整理后的反山遗址出土玉器样本的平均数、中位数、众数及方差进行了基本观测,并利用皮尔逊矩阵对出土玉器各个器型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作者发现存在一个以上玉器器型的捆绑使用关系。     

文物保护有机树脂溶液型加固剂应用过程中反迁原因的探讨

有机溶液型加固剂在使用中经常会出现反迁现象,通过对加固剂性质,被加固材料的性质及加固过程的讨论,指出由于溶剂快速挥速度低的溶剂,设法减少加固剂浓度及减溶剂的挥发速度,可有效地抑制反迁现象。     

《人道的颠覆——日军侵湘罪行研究》读后

社会科学献出版社出版的《人道的颠覆——日军侵湘罪行研究》一书,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清新的历史思维,全面系统地揭露了日军在湖南疯狂施暴、屠杀无辜的种种暴行。它为日军侵华“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即反人类罪提供了新的佐证,是迄今为止研究日军侵湘犯罪最为详细的作。全书36万字,收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库。作为历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先初教授。     

东京国际军事审判的历史意义不容抹杀

东京审判事关对日本侵略的盖棺论定与战后日本的政治转型,因此从东京审判的辩方到日本右翼,攻击东京审判从未间断。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要在公开场合也开始公然否定东京审判。以后随着日本社会整体右转,东京审判在日本的一般观感中,已然被贴上了负面标签。日本右翼也号称东京审判的正义性、合法性已被推翻。另一方面,回溯东京审判以及长时间的争论历程,日本学术界,特别是法学界对东京审判的评价即使与中国学界不尽相同,甚至很不相同,也并没有出现整体性的翻转。东京审判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没有也不可能动摇,更不可能被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