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九件大事早安排

今年2月12日文化部举行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会议上,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透露,2007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在9个方面重点推进。[编者按]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术

郑和下西洋是“宣德化而柔远人”,外抚四夷,“厚往薄来”,共享太平的和平外交。历时28年,进出口货物数百种类上千万担,旅客上千人次,驾驶各型船舶,选择最佳时期和航线,运用通信导航设施,保障航行安全,货物配载,旅客服务,船舶管理,科学航海,郑和航海术到达相当高的水平。[第一段]     

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叙事

在西方,民族意识是在文艺复兴之后伴随着宗教意识的衰落而发展起来的,并逐步取代宗教意识而成为联结社会成员的主要纽带。随着西方资本的跨国扩张,欧洲民族意识很快演化为极端民族主义——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利用民族主义的集体性所进行的大规模殖民,使得殖民地民族的意识觉醒,并逐步发展为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印度后殖民批评家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认为,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是民族主义在当代的两种表现形式,其共同特点就是把“民族”这个范畴本质化而没有认识到其中的构建性质及民族叙事固有的矛盾性。关于民族主义造成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查特吉在后殖民民族主义研究“三部曲”中已经谈得很多了。本文从民族叙事本身的矛盾性出发,揭示民族叙事在构建统一体的过程中对于差异的忽略,进而审视民族主义如何“复制”了殖民主义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疆界内的少数群体及妇女构成新的剥削与压迫。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发展研究的鼎力之作--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并把如何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从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阐释和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逐步形成了全面、系统、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丰富的、宝贵的经验。学习并研究这些理论成果,分析并把握其相关的实践史实,无疑对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各族人民解决民族问题及和平与发展的良好愿望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试论历史叙事中的想象问题

历史叙事中的想象至少有五种形式：有为叙事生动而加入的想象,有为借用文学虚构来补正史实的想象,有为联接史实节点、保持叙事完整的想象,有为运用反事实而进行的想象,有为架构历史情节的想象。各种不同类别、不同功用的想象,在历史叙事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也带来了各自不同的问题。     

见证西藏60年摄影展巡礼

由于西藏的高天厚土,独特丰富的人文风貌,这片土地在被人们提起时,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形象无疑都是阳光灿烂的温暖和连绵雪山的壮观。而这些鲜明的形象,很多都是由反映西藏的摄影作品提供的,这些形象在媒体中反复使用,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西藏热。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西藏更成了人们眼中的焦点。5月23日,在这个60年前西藏和平协议签订的特殊日子,一批反映西藏生活的优秀摄影作品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了。     

和平解放西藏的先锋——回忆十八军先遣支队进藏

西藏和平解放转眼已经60周年了我又一次打开当年随十八军先遣支队进军西藏的日记,勾起对往事的许多回忆,以及对许多老战友的深深怀念。我想根据自己当年的进军日记,把这些亲身经历写出来,作为对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的纪念,也许还有一定的历史见证意义。     

被误读的南京和平公园钟楼建造史

位于南京市北京东路一侧的和平公园内,现存有一座高约17米的民国风格建筑钟楼,2006年被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①,2008年又被列为＂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②。关于该楼的建造史,通常流行的说法主要有,汪伪政权1940年3月在南京上台时开始兴建的所谓＂还都纪念塔＂等。然而笔者在读史中却意外地发现了新的史料证据,并根据相关文献撰写成此文,以求教于诸位专家学者们。     

论郑和理念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郑和作为世界著名的航海家,他的七下西洋航海活动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他所处的那样一个以农业田园经济为基础、与世隔绝的封建社会里,郑和受历史局限,不可能把航海活动与发展国与国民间商贸往来有效结合起来,无法把走出国门、对外开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效结合起来,以致轰轰烈烈、持续28年的大航海交流,随着明朝皇帝的更迭与执政方针的改变竟戛然而止,并没有产生振兴中华的直接效果,令后人万分感叹!     

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简介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先后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建成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瑞金成立。同年11月27日,决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由毛泽民、李六如分别担任正副行长。接着在瑞金洋溪成立了中央造币厂（又称国家银行造币厂）。总行设在江西瑞金城北的叶坪,1933年4月迁至沙洲坝,翌年7月又迁到下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