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斗争的历史关节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历时不长。如果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算起,到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宣布“斗争一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才不过三个半月的时间。可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要探究它发生的原因,就得追溯到三十年（比方说吧）之前,而对于后来历史的进程,又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这影响一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我不能预料这影响还将存在多长的时间。深入研究这短短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件,不但有助于理解这以前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这以后以至今天所发生的许多事情。     

叶剑英在土改中保护华侨

20世纪50年代初,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广东开展了一场土地改革运动。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作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叶剑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坚持缩小打击面,保护大多数,“团结广大人民”的指导思想,从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商业发达、民主人士多的特点出发,提出一系列符合广东实际的政策措施。     

山西省稷山县农村公共卫生事业述评(1949～1984年)——以太阳村(公社)为重点考察对象

山西省稷山县太阳村(公社)是集体化时代闻名全国的卫生红旗单位,其公共卫生工作及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成绩斐然,具有明显的典型意义和时代特征。不过,这种农村公共卫生事业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以及较低医疗保障水平基础上的,并与历次政治运动关系密切。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稷山县公共卫生事业因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体制而最终走向了衰落,但其经验和教训可为今后创新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建立新型合作医疗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秘密大转移——中共中央撤离上海始末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在上海成立后,相继在此地召开了一大、二大、四大,中共中央在其繁华喧闹的背景下隐秘地开展工作。193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共首脑机关保卫负责人顾顺章,突然被捕并相继叛变,王明、康生匆匆逃往苏联。作为中共上海组织重要负责人的周恩来虽身处险境,却临危不乱,机智脱险。而此时上海临时中央局却接连遭受严重破坏,严峻的形势迫使上海临时中央局艰难地作出秘密大转移的决定……     

朱德力主解散公共食堂

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地农村纷纷建立公共食堂,几亿农民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公共食堂既限制了农民的吃饭自由,又是典型的平均主义,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后一段时间,公共食堂却被当做“共产主义幼芽”而倍受赞扬,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当做“社会主义阵地”而继续维持。朱德通过深入的农村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的许多弊端,庐山会议前就力主解散公共食堂,成为党内较早提出解散公共食堂的领导人。在1961年春的全党大调查中,他又专门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农民要求解散公共食堂的强烈愿望,为公共食堂的最终解散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史研究与中国社会进步——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何理教授

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0周年之际。我们走访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何理教授,请他谈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进展。何理教授指出。通过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学术研究的环境日渐宽松,国内外交流日益增多,社会不断加大支持力度,抗日战争史研究从单方面介绍共产党敌后抗战和党内路线斗争到基本形成全新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研究的学术格局。其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开国上将杨勇

1912年8月,杨勇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童年时代,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和湖南农民运动正蓬勃发展,杨勇的父亲和几个兄长都积极参加当地工农民主政府的工作。这样的环境使杨勇从小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促使了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之中。     

临汾发现《晋绥边区临时农会告农民书》

近日,在山西省临汾市发现了一份《晋绥边区临时农会告农民书》。这是一份研究晋绥根据地土改的原始公文,是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真实见证,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原件为纸质印刷,长42厘米,高27厘米,字迹清晰公正,加盖有红色长方形篆体印章“:晋绥边区临时农会关防。”发文时间为:中华     

红军第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的3个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发,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这支部队,就是红军第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     

齐派传人杨秀珍

艺术大师齐白石作为画家已家喻户晓,但他如何对学生言传身教,却鲜为人知。齐白石的弟子中,李可染、李苦禅、王雪涛、许麟庐等早已为人熟知,但其女弟子国内外却知之甚少。齐白石的入室女弟子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