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双修”理念下鄂西北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景观研究——以襄阳市为例

随着我国各方面综合实力的发展进步,社会各界对于城市文化的传承发扬变得越发重视,修复城市生态环境,修补城市历史文化成为当前城市文化传承的首要任务。文在“城市双修”理念指导之下,以襄阳市为例研究鄂西北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景观,通过对历史文化景观构成要素进行归纳总结,进而研究城市历史文化动态发展。     

中坡森林公园开展科普研学旅行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文章从合理设置科普研学旅行教育课程、引领中、小学生参与科普研学旅行实践活动、开展知识拓展与学科整合活动、加强科普研学旅行教育导师的培训和提高科普研学旅行教育的宣传力度等方面介绍了中坡森林公园开展科普研学旅行教育的实践,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措施。     

城市规划设计与历史文化建筑保护

中国是一个拥有 5 000 年历史的文化大国,聪明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历史文化遗产与经济发生了冲突。同时,城市规划对我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重视城市规划设计和历史文化名称保护对社会发展和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分析了城市规划设计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现状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要素和原则,并简要介绍了城市规划设计中历史文化建筑保护措施。     

《中国服饰文化集成·土族卷》出版

本刊讯(记者郭晓芸)日前,《中国服饰文化集成·土族卷》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本书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规划》项目"。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土族形成了绚丽多彩、风格独特、兼容并蓄的土族服饰文化,不仅记录了土族的生活经验、表达了土族的审美意识,还成为传承历史与文明的重要载体。     

乡党政治、士人心态与历史人物书写——以明清史传中的李至刚为中心

历史人物书写往往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政治环境以及多样心态主导下形成的主观表达。传统时代,人物事迹被置于道德框架之下书写,人物评价及其形象被特定时代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心态所塑造。明清史传对永乐初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的书写,则是其中的典型个案。明人杨士奇所撰的《解缙墓碣铭》和《李至刚墓表》是后世史传中李至刚书写的祖本,李至刚“蒙垢简牍”的故事不断被复制、传播和再创造,最终影响到清代官修《明史》的道德性书写。这一案例呈现了个体书写如何影响集体书写的过程。究其原因,这可能是明代中前期杨士奇长期秉政,并以其政治声望、文化影响进而掌握社会舆论和话语权的反映,也是明代史家反思和批判永乐朝史事、明代中后期现实的心态折射。     

边疆学学者黄奋生及其著作

黄奋生是中华民国时期一位成绩突出的边疆学学者。本文在介绍其生平及学术研究活动的同时,介绍了其主要著作《内蒙盟旗自治运动纪实》、《百灵庙巡礼》、《蒙藏新志》、《边疆人物志》、《边疆屯垦员手册》、《边疆政教之研究》。尽管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黄奋生的研究及著述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大汉族主义烙印,但其成就以及对边疆学研究的发展所作的努力和贡献是应该得到承认的。     

欧阳渐复兴法相唯识学的贡献

欧阳渐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佛学大师,世人以其法相唯识学重之,自云学佛与他人异,每于“悲愤而后有学”。他继承杨仁山居士的事业,以注疏、校勘佛经和举办佛学教育为其志愿,创办“支那内学院”,影响极大;１９２１年在南京高师哲学研究会所作之讲演,比较全面集中地从认识论和宇宙观两方面通过批判哲学观点而阐述和发挥了自己的法相唯识学思想。大胆提出唯识、法相为两种学派的观点,尽管未能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所表现的不拘旧说、敢于创新的学风,则使他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西方孙中山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学术流变探析

孙中山是现代中国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先驱,青年时期求学于檀香山,后在香港专攻医学,在海外先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与外国人多有联系。百余年来,从外国友人、在华游历家、传教士到现当代的历史学研究者,在不同学术层面对孙中山进行个案研究,并受政治、社会与学术变迁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发展阶段。从研究主体来看,其研究者经历了从情感自发到学术自觉的身份转变;就研究内容而言,其成果彰显出从描述历史到研究社会科学化的学术流变。重视史料的挖掘与整理、注重西方各国学术成果的推介、关注学术动态并强调域外学术交流,是呈现这一学术流变的根本原因。     

“两广”之变

一头广东,一头广西 广东广西,合称“两广”。作为分界的这个“广”,曾经是个县名,与山川河湖无涉。但粤桂两省交界—带,的确有一道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云开大山,跨越广东的郁南、罗定、信宜和广西的梧州、岑溪、北流等县市。两广之变,非源于此山,却又与山脱不开关系。     

辽代避讳问题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现象,然而,关于辽朝初期是否存在避讳制度,学界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根据历史文献,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石刻资料,对辽代避讳制度建立的时间、避讳的原则与方法及研究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但揭示出辽太祖、世宗、穆宗、景宗及义宗、章肃皇帝的汉名均是辽圣宗在澶渊之盟后追加,而且发现由于国书、使节、牒檄往来,皇太后、皇后也一度起过汉名。出使宋朝方面的契丹官员,也多临时起过汉名,导致《辽史》在记录出使经过时经常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契丹官员名字产生冲突。通过对辽代避讳制度的研究可以复史之旧,订史之误,补史之阙,有助于解决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