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的国外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旅游目的地形象是旅游研究中的热点话题之一。本研究以2013—2022年10年间WOS数据库中有关国外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的2 508篇论文为研究对象,利用CiteSpace软件分析研究热点、文献共引和发展趋势,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学者提供较为系统和完整的知识图谱。     

陕西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分析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前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对于精神文化有了更多需求。因此,在居民的消费组成中旅游消费比重加大。人们对旅游需求的不断增多,对于旅游业产业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将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已成为旅游发展的主方向,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可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同时对于地区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于陕西历史文化资源,分析当前陕西旅游产业发展现状,进而提出山西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策略。     

历史文化名城体验式旅游开发研究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体验式旅游开始成为一种新型旅游模式,在体验式旅游发展过程中历史文化名城独具优势,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为体验式旅游爱好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旅游内容。本文就历史文化名城体验式旅游的开发进行分析探讨,在简单介绍体验式旅游内涵和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上,重点对历史文化名城体验式旅游开发的内容等进行分析介绍,最后根据历史文化名城体验式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策略,以期为历史文化名城体验式旅游开发提供参考。     

神秘多彩的少数民族面具艺术

从人类信仰万物有灵的远古时代开始,面具就被赋予了神秘色彩,成为某种神灵的象征。面具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神奇多彩的面具千百年来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蕴藏着诸多历史文化信息,是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探索与研究的重要对象。中国拥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分布广泛,各民族生活的地域及其社会历史也各不相同,在文化传统上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在面具文化上呈现出了地域性和多元化的特征。     

浅谈历史类博物馆文物陈列展览的内容设计

随着社会水平的提高,民众在物质生活之外愈发关注精神文化生活。现代社会对于文化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作为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基层文化服务载体,各种特色的博物馆正在不同的细分文化方向上发挥着积极的文化宣传作用。博物馆的核心展览内容体现在展品上,而如何规划和设计展出的形式与内容,已成为现阶段博物馆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从博物馆展览陈列内容的角度,增强其历史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与深入性,突出展出内容的实质与文化意义。文章将结合上述研究方向,围绕历史类博物馆的文物陈列展览内容展开探讨,深入分析其内部的文化关联性及历史文明的传达表现方式,希望以此为相关的文化服务类产品开发及博物馆运营管理工作提供参考建议。     

长虹卧波:常州古桥一瞥

宋代钱绅《舟泊常州》描绘了一幅江南风貌,"几家烟火桥边市,一曲渔歌郭外村"。古桥是江南留给现代的历史符号,横亘于空中,倒影于水中,沟通两岸,通达古今。纵横交错的水网使这里桥桥相望,干姿百态的桥梁使这里水陆两便,更添富庶。古人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将桥梁喻作"长虹饮涧"、"新月出云"或"玉带浮水",更是将桥梁当成展现江南之美的舞台,匠心营造。     

探究城市规划中的文化遗产及历史建筑保护——以蓟州文庙为例

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形成的宝贵财富。在经过漫长的历史长河的涤荡之后,那些有价值、有意义的遗产流传了下来,它们承载着城市对文化的表达和对文明的传扬。而历史建筑则是城市的名片,它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融为一体。在现代化的城市规划中,这些文化遗产和历史建筑的保护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它们有利于城市文化的延续,可以促进城市未来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文章以蓟州文庙为例,探究文化遗产与历史建筑保护的策略。     

所长贺云翱和副所长康如其、刘瑞宸、陈竟率全所同仁向社会各界:恭贺新春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是隶属于南京大学的专门进行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红色文化遗产、文化景观、博物馆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区调查、研究、保护、利用、规划、出版、文物修复的专业文化学术机构。     

《中国历史地图集》献疑四则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代中书省南部济宁路地区(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9—10页)有四处标注似有值得商榷之处,试分析如下:其一,尼山标注在济宁路所属曲阜县境内不确。按尼山,又称尼丘山,为孔子诞生之地~①。据于钦记载:"尼丘山,在滕州邹县东北六十里,有坤灵洞、宣圣庙。"~②后至元五年(1339)所立《尼山书院碑》碑阴题名记所列官员均为益都路、滕州、邹县官员,济宁路、兖州与曲阜县官员无一在列~③。     

《明实录》建文朝科举书写及其意涵

科举是建文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文治"的具体表现。然而,《明实录》书写的建文朝科举,既缺乏三级科举考试的正面记载,又大体上掩盖了附传传主建文年间科举中式的信息。本不属于政治敏感性问题的科举史事,因其体现了建文帝泽被天下士子的恩典、妨碍了朱棣"文治"的弘扬,遭到了《明实录》的排斥。这表明实录对建文历史的讳饰,不只限于政治敏感性问题,而是一切有利于建文帝形象的史事。值得注意的是,史官在实录编修中采用春秋笔法披露了建文朝科举的蛛丝马迹,使得相关史事并没有在"国史"话语体系中完全被湮没。这反映出史官与君主在建文历史的认识、评价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此种现象并非晚明才出现,而是明初已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