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业化时期的雇主结社行为与劳资冲突

现代劳资关系是涉及雇主、工人、政府三方的社会政治博弈运动。在英国工业化时期的劳资关系中,由于思想观念和现实利益的冲突,各行业普遍存在着与工会对立的雇主结社组织。它们通过采取集体闭厂等措施同工会领导的罢工相对抗,形成了劳资集体对抗的局面,提高了劳资冲突的烈度。随着新模式工会的兴起,英国工人运动趋于稳健与现实,而寻求降低劳资冲突成本的雇主结社组织也逐渐放弃了排斥工会的态度,开始承认工会并将其作为谈判对手。劳资双方开始通过集体谈判化解冲突,从而形成了双赢的博弈模式。     

性别冲突与话语权力——论建国前后牛郎织女传说的嬗变

牛郎织女传说在建国前有多种异文流传,其中讲述牛郎窃取天衣强迫织女成婚、织女婚后设法逃离人间的文本占多数,但王母或天帝迫坏两人婚姻的文本较少。建国后,牛郎织女传说由于深受民众欢迎,成为宣传新意识形态的工具。随着戏改运动中剧本的改造及改编进教材,牛郎织女传说中原有的男性与女性矛盾被消弭了,成为一个反封建礼教的文本。民间流传的口头文本尽管记录下来,但是影响越来越小,当代民众普遍接受了经过改编的牛郎织女传说。     

浅析媒体“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

媒体知情权是指公民通过媒体了解知道公共事务,特别是有关国家政务信息,以及与自己利益和兴趣有关的各类社会信息的权利。公民隐私权是指公民对以自己纯个人的生活秘密和个人生活自由为内容,禁止他人干涉的一种人身权利。媒体的知情权与公民的隐私权具有天然的抗争性,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冲突,既保护好媒体的知情权,又不伤害公民的隐私权,成为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新课题。     

构建官民和谐的公共行政伦理价值——从冲突的视角

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主要是回应目前社会上存在着诸多不和谐因素。公共行政正义与效率的冲突,公共行政中伦理与法律的冲突。和谐与冲突的对应关系结构。如果没有冲突,和谐的价值前提就丧失掉了。通过培育并弘扬现代公共行政的理念,建构一个基于人人平等、人人参与社会政治事物的平台,建设合伦理化的正义的法律制度规范,从而化解冲突实现社会和谐。     

论胜海舟的国家思想

幕末与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胜海舟,在1853年美国海军上将培理来航后民族危机意识高涨的形势下,于培理离去一个月时撰写了《海防意见书》并得到幕府的赏识。《海防意见书》中阐述的海防国家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贴近现实,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高;其二,主张开国,提倡贸易立国,期待实现富国强兵;其三,体现了胜海舟对国际关系中力量变化的体得与认知,可以认为是对冲突理论的诠释。     

民国时期旱灾中官民应对与调适——以1934年的江南旱灾为中心的探讨

1934年长达3个月之久的江南大旱灾,考验着政府和民众在应对灾害上的能力,更使官民关系在这场大的灾害面前经受严峻的考验。大旱灾中城乡民众进行的祈雨活动与近代科学的背离,使已逐步接受近代科学的官方人员与民众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各地官员对祈雨活动的态度和应对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和结果。     

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冲突”范式新解——重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国际政治学界引起了激烈而持久的争论。中国学者对它的评论大多局限于政策性的评价与立场性的批判。本文认为,“文明冲突”论对于如何看待冷战后全球政治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范式。本文试图从学理上与政治思想上对“文明冲突”范式的理论假设前提、该范式的内涵界定以及文明的未来走向等问题做出客观评析。     

60年代美国对中苏冲突事件的观念演变及其对华政策

20世纪 5 0年代 ,美国一心想分化中苏同盟 ,争取中国脱离苏联 ,学术界对此早有研究 ,但 6 0年代 ,当中苏分裂真正发生后 ,美国却逐步改变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这是被史学家们忽视的问题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中苏分裂事件的观念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肯尼迪政府执政之初曾短暂地认为 ,美国争取中国脱离苏联符合自己的利益 ,并于 1 96 2年底提出过所谓对中国“微开门”的方针。但进入 1 96 3年后 ,美国决策者开始挑选自己的“头号敌人” ,最终他们错误地选择了中国充当这一角色。 6 0年代美国民主党政府之所以未能跨出对华政策的关键一步与其对中国的偏见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民族政治的淡化

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民族政治明显淡化。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各项政策已跳出“马来人优先”、“马来人特权”的窠臼,代之以强调多民族的共同发展与包容;国民的政治价值取向开始超越民族意识,逐渐走向理性化。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经济发展消除了民族冲突的经济根源;二是工业化和都市化使得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失去了现实基础;三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     

地方民族主义与肯尼亚多党大选－以1992年和1997年肯尼亚多党大选为例

肯尼亚大选中的地方民族主义因素是由肯尼亚政党的地方民族背景决定的。地方民族主义成为党派利益斗争的工具。政治家或政党往往利用地方民族间的固有矛盾,达到打击对手、获取政治利益的目的。地方民族主义削弱了肯尼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对肯尼亚未来政治的消极影响将是久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