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社会主义

一、两大流派和两种实践 兴起于十九世纪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二十世纪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两种自觉的社会主义实践。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主义胚胎”（或因素）的迅速发育和许多新独立国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后两种情况,下面还要专门讨论。这里先谈前两种实践,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及其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虾子区“四清”运动

1964年,党中央派出了有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等组成的阵容强大的工作团来贵州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中央为什么要把贵州作为“四清”的重点？原因很多,但我认为这是和曲解了贵州省委在三年自然灾害后,特别是遵义地区发生“五九事件”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纠正当时左的错误,恢复和发展贵州经济的正确做法是分不开的。     

叶剑英在土改中保护华侨

20世纪50年代初,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广东开展了一场土地改革运动。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作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叶剑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坚持缩小打击面,保护大多数,“团结广大人民”的指导思想,从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商业发达、民主人士多的特点出发,提出一系列符合广东实际的政策措施。     

山西省稷山县农村公共卫生事业述评(1949～1984年)——以太阳村(公社)为重点考察对象

山西省稷山县太阳村(公社)是集体化时代闻名全国的卫生红旗单位,其公共卫生工作及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成绩斐然,具有明显的典型意义和时代特征。不过,这种农村公共卫生事业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以及较低医疗保障水平基础上的,并与历次政治运动关系密切。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稷山县公共卫生事业因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体制而最终走向了衰落,但其经验和教训可为今后创新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建立新型合作医疗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秘密大转移——中共中央撤离上海始末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在上海成立后,相继在此地召开了一大、二大、四大,中共中央在其繁华喧闹的背景下隐秘地开展工作。193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共首脑机关保卫负责人顾顺章,突然被捕并相继叛变,王明、康生匆匆逃往苏联。作为中共上海组织重要负责人的周恩来虽身处险境,却临危不乱,机智脱险。而此时上海临时中央局却接连遭受严重破坏,严峻的形势迫使上海临时中央局艰难地作出秘密大转移的决定……     

朱德力主解散公共食堂

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地农村纷纷建立公共食堂,几亿农民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公共食堂既限制了农民的吃饭自由,又是典型的平均主义,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后一段时间,公共食堂却被当做“共产主义幼芽”而倍受赞扬,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当做“社会主义阵地”而继续维持。朱德通过深入的农村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的许多弊端,庐山会议前就力主解散公共食堂,成为党内较早提出解散公共食堂的领导人。在1961年春的全党大调查中,他又专门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农民要求解散公共食堂的强烈愿望,为公共食堂的最终解散起了重要作用。     

开国上将杨勇

1912年8月,杨勇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童年时代,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和湖南农民运动正蓬勃发展,杨勇的父亲和几个兄长都积极参加当地工农民主政府的工作。这样的环境使杨勇从小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促使了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之中。     

临汾发现《晋绥边区临时农会告农民书》

近日,在山西省临汾市发现了一份《晋绥边区临时农会告农民书》。这是一份研究晋绥根据地土改的原始公文,是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真实见证,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原件为纸质印刷,长42厘米,高27厘米,字迹清晰公正,加盖有红色长方形篆体印章“:晋绥边区临时农会关防。”发文时间为:中华     

齐派传人杨秀珍

艺术大师齐白石作为画家已家喻户晓,但他如何对学生言传身教,却鲜为人知。齐白石的弟子中,李可染、李苦禅、王雪涛、许麟庐等早已为人熟知,但其女弟子国内外却知之甚少。齐白石的入室女弟子杨秀     

亚细亚民族会议与中国的反对运动

亚细亚民族会议由日本的全亚细亚协会和中国的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共同发起,以“全亚细亚民族的共存共荣”为宗旨,但实际上,中、日代表之间对会议的理解各不相同。日本代表的真实目的是抵制英、美的威胁并削弱其在亚洲的利益,确立日本的亚洲盟主地位;而中国代表则希望通过会议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双方争论频起,几至会议决裂。同时,会议遭到了中国各界的坚决反对和严厉批评。其中虽有意气用事、不够准确之处,但如实地揭露了日本代表借“大亚细亚主义”称霸亚洲的虚假本质,表现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决心,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