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清末民初婚姻与家庭观念的演变

清末民初,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封建帝制的垮台,以及西方近代文明的传入,传统婚姻观念开始出现新气象,在婚姻目的、婚姻主权、家庭关系等方面都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同时,清末民初婚变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在构建自由平等的婚姻生活,促进人们思想解放以及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正>“育苗有志闲逸少,润物无声辛劳多。”自从河北师大毕业后,一直在一线岗位勤勤恳恳,认真执教,风风雨雨,备尝个中酸甜苦辣,但我也深深体会到“教师”的光荣所在,也深刻熟悉到要当好一名教师,就必须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时刻以“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八个字提醒自己,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我专心、爱心、用心,把自己的青春献给教育事业。一、专心育苗,我心无悔。因为专心,才会心无旁骛地投身于教育;因为专心,才会     

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及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国际反响

“新社会史研究”作为一种史学新思潮,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化趋势,几乎同时出现于现代国际史学舞台。英国新社会史思潮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国内外史学渊源。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宣扬的核心问题是坚持“自下而上”史学观念,它彰显了由此观念指导下的整体社会史取向和研究实践。从较广泛的分析角度看,在国际史学发展格局重新调整的现时背景下,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效仿。它对国际史学发展的推动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集中体现了该学派及其整体史学研究的国际反响。     

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

在晚清民初的历史语境里,中国传统的“文明”和“文化”概念先是大体经历了一个摆脱轻视物质、经济、军事方面的内容,形成内蕴进化理念的新的现代“文明”概念——广义的现代“文化”概念,再从另一维度部分地回归与“武化”、物质化相对的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的关键内涵,进而获取新的思想资源、重建一种新的狭义“文化”概念的过程,最终复构成了一个广、狭义内涵并存的、带有矛盾性的现代“文化”概念结构。这两个重要的现代概念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同时也是当时的中国人运用它们进行社会改革的实践过程。戊戌时期,现代“文明”概念已经在趋新士大夫中逐渐流行开来,并携带一系列现代性主导价值观念,成为维新运动得以全方位展开不容忽视的思想依托;而狭义“文化”概念的出现及其与广义概念的合构,则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程。     

元明之际宗唐诗风传播的一个侧面——以“二蓝”师法渊源为中心

元末明初的闽中地区,被认为是有明一代宗唐诗学观念与诗风播迁的一大策源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曾经诞生了以林鸿、高棅为首,所谓“闽中十子”的倡鸣唐诗之诗派,尤其自高棅《唐诗品集》、《唐诗正声》出,史称“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厥后李梦阳、何景明等,摹拟盛唐,名为崛起,其胚胎实兆於此”。     

古代治边观念的研究内容与主要特点

本文对古代治边观念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特点进行了探讨。认为古代治边观念是中国古代逐步形成的关于边疆、历史疆域形成与管辖及相关问题的处理,在态度、方略和措施方面的一系列认识。其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大体上包括古代边疆观、古代治边观以及对其他边疆有关问题的认识观三个主要方面。治边观念的特点主要有对历代边疆施治产生了深刻影响;与国势兴衰相关联;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的治边观念有一定差异;经历了发展演变的过程。     

邓拓的青史情结与忠诚意识

邓拓自幼浸染于儒家传统文化中,自然就把生命的超越之路定在对历史正义的追寻中,而不是定在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中。个体如何面对青史的问题,对邓拓而言,同时也是个体如何面对自我的问题。儒家文化之外,邓拓还深受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作为一名现代志士,他继承儒家文化关注现实人生、关注历史正义观念的同时,又扬弃了儒家文化与时代不相契合的传统意识形态内涵,而代之以马列主义。这样,他对历史正义的追求,就落实为对马列主义的忠诚。他忠诚于马列主义,往往又把革命组织、革命领袖认同为马列主义的化身、历史正义的化身,这样,当革命自上而下出现“左”的偏差、邓拓本人忠信见疑的时候,他心中便总是充满个体生命被抛出历史正义事业之外、难以实现生命超越性追求的焦虑。当他对革命自身的失误作出反思的时候,他只可能站在革命主体一员的位置上,对思想方法等问题作出反思、批评;不可能跳到党派之外质问领袖、质问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当外部环境异常残酷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以自己的尸骸去填充自我生命与历史理性之间的鸿沟,而不是去质问这种历史理性的合法性。     

周恩来与堂弟周恩灿

周恩灿是周恩来的堂弟.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工作时,曾给当时苏皖边区的负责人写信,推荐周恩灿去"效力",还不忘嘱咐"予以群众教育,使其改变观念,重视劳动,然后方能为童子师也".战争年代,周恩来多次推荐亲属赴根据地和解放区.     

中朝日近代世界秩序观的形成与外交取向比较研究

19世纪中后期,西力东侵,维系原来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关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东亚地区三个古老的国家开始相继实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三国在向近代外交迈进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姿态。中朝两国的统治者都不能以对世界变局的正确认识以及健康的心态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融入新的国际秩序。只有日本在新的形势面前适时摒弃传统的世界观,以近代世界观看待东亚秩序问题,进而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三国在19世纪中后期不同的外交取向,与其是否能够与时俱进,形成近代世界秩序观有着直接的关系。     

政治和法治的钟摆——以国家观念(文化)史为视角

法治是人类经过长期的探索,才得以确立政府应该负责的一种信念。历史上,法治从对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承认发展而来。国家在认可个人的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同时规定了对自身的基本限制。西方现代法治进一步延伸了宪法控制政府行为的观念。法律制定是国家权力的明显体现,而被制定的法律是国家政策转化为行动的中介并对整个政府行为均具有约束力。这意味着政府当局不能采取任何与议会或宪法相抵触的行动,意味着法律优先于任何的、所有的其他政府手段,受到立法机关法律的、政治的首要性的支持。借助国家观念史的演进历史来分析,可以说明政治和法治的钟摆始终是在回答为什么必须使用国家权力,然后才是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即权力守法)这两个问题所代表的倾向之间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