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西的“洞穴人家”及其土著文化传统

曹耀文的《湘鄂西的"洞穴人家"及其土著文化传统》则首次详尽披露了湘鄂西地带大分散、小聚居的崖洞聚落这一华南民族志上的一大奇观。无论是土著人文的积淀,还是华南民族史迁入汉人的土著化,湘南永兴诸"坦"、鄂西利川"洞穴人家"、峡江沿岸的崖洞聚落,都清晰地再现了荆蛮故地土著人文"随山洞而居"聚落传统的积淀。     

社会地位补偿与海外移民捐赠——广东五邑侨乡与海南文昌侨乡的比较分析

论文从社会学视角,对广东坎镇与海南文镇两个移民群体公共文化事业的捐赠活动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海外移民对于侨乡公共文化事业的捐赠与其社会地位补偿密切相关,提出了＂社会地位补偿＂的解释范式。广东坎镇移民流向主要为美国、加拿大等经济发达国家,移民群体社会地位落差较大。他们的捐赠活动,不仅能够补偿他们某种身份及归属感的缺失,而且还能够获得一种额外的社会声誉。这种移民的补偿心态使得坎镇侨乡的公共文化事业出现了繁荣发展的盛况;而海南文镇移民流向主要是东南亚国家,经历了从＂华侨＂到＂华人＂的身份转变,祖籍地与移居地的经济差距缩小导致移民补偿成本升高,侨乡地方社会所构建的补偿体系对移民的吸引力在逐渐减弱,从而导致文镇公共文化事业出现衰落的发展态势。     

华南“洞蛮”聚落人文的民族考古考察

从进化史的角度看,洞居是人类聚落形态发展史上的早期阶段。但由于生态环境的差异,华南民族的洞居历史延续发展,直至近、现代仍有残存,甚至衍生出洞居背景下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对于华夏民族高度发达的平地农耕与城市文明来说,显得尤为突出。"洞蛮"、"溪洞(峒)"、"洞僚"等,就是华夏、汉民族视野中对南方民族古代特殊洞居聚落人群的蔑称。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佟珊的《华南"洞蛮"聚落人文的民族考古考察》一文,追述汉籍民族志反映的华南土著民族的洞居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并系统整理、研究了华南考古发现的自远古至近现代的丰富的洞居遗迹资料,以考古实物资料生动地解读了华夏、汉人话语中的"洞蛮"文化内涵与形态。     

华南板块 低调的广州地产老板

细心的广州人会发现,今年7月以来,很多华南板块的新开楼盘,都带有十年字样,如雅居乐花园的“十年小雅”,华南碧桂园的“十年华南”等。     

我目睹日军“贵阳二·四”轰炸

2007年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新书《南明河》。在这本书的第299页上有一张照片,说明是：“昔日中华南路上的照相馆”。细心的读者可能会问,这张照片拍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是那一家相馆的摄影师所拍？中华南路历来是贵阳市最繁华的路段,然而照片上却看不到一点繁华的景象,商铺、居民家家关门闭户,大街上行人绝迹？要解答这些问题,就得从让人终身难忘的、惨痛的日本飞机“二·四”轰炸说起。     

明代华南水利事业的发展

明代华南地区的水利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全国表现较为突出。本文对福建、广东、广西三布政使司的水利事业进行了全面考察,着重论述了水利发达的地区,指出水利建设的情况对农业区有很大影响。     

石头上的苗寨人家

正"你也觉得奇我也觉得怪,大苗山的石头千姿百态,心灵手巧的苗山人,在石头上建起小山寨;云在这里散步,雾在这里徘徊,云雾缭绕的苗山寨哟,你诉说着过去也召唤着未来……"歌曲优美的旋律,让我对石头上的苗寨人家魂牵梦绕。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元宝山脉深处,有个奇特的苗族小山寨——安太乡小桑村青山寨。地处华南第三高峰——海拔2086米的元宝山西麓,村子的平均海拔在600米以上,是典型     

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

明代华南的农作物种类多,分布广,各有特点。在明代华南的粮食作物中,稻类作物占有很大的比重,主要分布在平原、盆地及河谷地带。其中广州、肇庆、潮州、福州、建宁、梧州等府所产稻谷较多,桂北、琼西的某些县份也盛产水稻。麦类作物的地位仅次于稻作。明代中期气候转寒以后,小麦的种植有增加的趋势。虽然种植面积不是很大,但分布相当广泛。麦作主要分布在山区、丘陵等处的旱地,有时与稻作轮作复种。粟类作物、豆类作物和代粮作物的分布也较广泛,只是种植面积较小而已。外来作物在明代后期得到迅速推广,并对当时的农业地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砾石工业传统与华南旧石器晚期文化

华南考古资料显示,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至少可分为三期:距今4万年前后开始,持续到距今3万年左右为初期,仍是以砾石石器占主导地位阶段;从距今3万年前后起,以远距离输入硅质岩原料加工的小型石片石器成为石器组合主体,砾石石器减少或不见,成为第二阶段的发展特点;从距今2万年开始到晚更新世结束为第三阶段,陡刃砾石砍砸器等又重新成为主导石器类型,并相继出现磨制石器与陶器等新技术。尽管有上述阶段性特点,但砾石石器传统始终保持显著影响。这一发展过程,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发展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