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强掳虐待华北强制劳工罪行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形势与日本在华全面推行强制劳动制日本使用华北强制劳工最早用于伪满洲国。1 941年前日人在满洲各战争经济企业、矿山与军事工程中使用的“苦力”或强制劳工 2 /3是入满华北劳工。①那时 ,因“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侵占华北的战争对华北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 ,以及接踵而来的 1 939年华北地区特大水患 ,造成华北城乡众多失业劳工与难民饥民。而日本在华北各项“经济开发”事业均在恢复时期 ,所需劳力颇少 ,故日人向满洲、蒙疆大规模掠夺、输出华北强制劳工 ,主要是靠满洲与蒙疆的劳工募集机关 ,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支…     

华北农民家庭人口生存条件分析——对20世纪30—40年代冀南农村的考察

在土地私有制社会中 ,农民家庭人口的生存水平与家庭占有土地状况和生产条件有很大关系。 2 0世纪 3 0— 40年代 ,冀南农村自耕农以上家庭在调查村庄约占 13 ,多数家庭有生存条件不足之虞。尽管土地缺乏者可以通过做农业佣工或从事非农活动维持自身和家庭成员的生存 ,但若没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或比较完善的生产条件 ,很难摆脱生存窘境。贫穷使无地少地和生产条件欠缺的家庭成员的婚姻、抚养子女的能力以及家庭规模都受到影响 ,制约了农民家庭人口乃至区域人口的增长     

傅惜华先生的俗文学研究

傅惜华先生作为满族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俗学研究中,一方面参与主编“平字号”《俗学》周刊,另一方面积极从事俗学研究。“平字号”《俗学》周刊,对推动中国俗学研究的进程,不仅在理论上、研究方法上以及研究范围上都提出了新的观点,推动北方的中国俗学研究,而且对整个俗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一个相当的高潮,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俗学的全面兴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新民会

文章对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新民会这一汉奸傀儡政治组织的演变发展过程、对沦陷区人民的奴化活动及其内部倾轧争斗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和论述。     

七七事变与华北煤铁工业

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主要指向煤铁盐棉等战争资源。尤其煤铁,在七七事变前后的日本对华北经济掠夺计划中始终占居前列。但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没有采取在伪满实行的那种由特殊会社垄断的政策,而是使日本特殊资本和财阀资本瓜分了华北战争资源。煤炭掠夺就分成六大集团,外加满铁控制的集团。日本不断加强掠夺,竭力增加对日供应。从1943年起因海运受阻,在人造石油、铝和生铁等方面推行“原料产品化”的掠夺方针。大肆修建小高炉和收掠“土铁”,但战时经济已走向全面崩溃     

抗战时期日占区以粮食为中心的南北物资交流初探

抗战时期日本在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政策,同时为整合资源,积极推动南北物资交流。华北是日本三角贸易的重要环节,也是日本重要的国防资源基地。这决定了日本的南北物资交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以华中的粮食与物资支援华北的“开发”。但华中的“维新政府”与汪精卫政府对南北物资交流则比较冷淡。     

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 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

1937-1949年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民间借贷政策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新债旧债一律减息;旧债继续减息,新债利率自由;废除封建旧债,新债利率继续自由。中共革命策略的实施减轻乃至废除了长期压在农民身上的债务负担,同时也由于惯行力量的约束,造成了农民的借贷困难。1942年中共采取新债利率自由议定的温和措施,借贷政策由此具有了革命、妥协与调和的多面性。但革命的一面总是处于压倒之势,农民借不到债的现象一直存在。这体现了革命策略与承继传统的内在矛盾和困难选择。     

1940 年代前期的华北蝗灾与社会动员——以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与沦陷区为例

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面对空前的蝗灾,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实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破除视飞蝗为"神虫"的愚昧思想,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灭蝗救灾斗争,实现了灭蝗救灾与思想启蒙、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同时并举.在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也曾制订防除蝗虫计划,"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还编印书籍,专门研究蝗虫习性,并且设计了种种治蝗方案.但是,伪政权的治蝗社会动员缺少民众基础和具体组织措施,甚至一些官吏盲信迷信,借治蝗以中饱私囊.沦陷区内"官吏猛于虎,苛政猛于蝗".历史表明,不同政权控制区的蝗灾治理与社会动员方式上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治蝗效果;蝗灾的监控与治理检验不同政府的管理状况,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民心向背和政权兴衰.敌后抗日根据地大规模的群众性治蝗运动,预示着中国救灾体制正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     

皖南事变善后过程中的日军因素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濒临破裂.国民党持续推进"剿共"部署,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亦有计划于1941年春季集中兵力肃清河北、江苏、山东三省.中共中央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采取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的应对方针.就皖南事变一事,日军认为国共最终会相互妥协,不会对战局造成大的影响,参谋本部亦因"南进"方针,否决了中国派遣军的计划,要求其在"南进"之前对国民政府军事施压,以便于从中国战场脱身.中国派遣军趁汤恩伯集团为"剿共"而调动之际发起袭击,即豫南会战.中共继续在军事上保持克制.豫南会战影响了国民党军队的"剿共"部署,但未能改变其方针,国民党甚至讨论赶在日军进攻陕西之前,先出兵攻下延安.就在此际,日军开始为消灭卫立煌集团而集结兵力,并有意散播将进攻陕西的虚假情报,隐藏其作战计划.国民党在日军压力下,软化立场向中共请求支援,许诺中共"配合作战"便可谈好"根本问题".在皖南事变善后的过程中,日军虽非有意去影响国共关系,但其军事行动打乱了国民党的部署,为国共关系的缓和提供了"转机".抗战期间日、国、共三方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在皖南事变的善后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国难下的基督教与民族主义:1931-1937年华北基督教会抗日救亡运动论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基督教会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但面对国难,教会内部对于如何救国产生了争论.武力抵抗派除了呼吁武力抗击日本外,还成立战区服务委员会,开展前线军人与伤兵的服务工作;唯爱派则坚持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呼吁用和平方式解决中日问题,采取发表宣言、祈祷、寻求国际支持等方式救国,并成立信行救国十人团;稳健派则主张发动民众,作长期抵抗,或向前线捐款捐物,或参加后方伤兵救护.华北基督教会开展的抗日运动,虽然形式多样,但都彰显了广大中国基督徒的爱国之心与社会责任感,对全民族抗战贡献了应有之力,也体现出基督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与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