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籍三营附和庙行大捷

庙行大捷,是1932年“一&;#183;二八”淞沪抗战一次重要战役。日军出动约2万人对庙行发动总攻,在19路军一部的支援下,第5军官兵在张治中将军的指挥下,经三昼夜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的猖狂进攻。是役,歼敌3000余人,史称庙行大捷。在庙行血战中,第5军88师三位营附徐旭、卢志豪、吕义灏壮烈殉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正气歌。     

从学术史看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发展

本文试图从学术史角度探讨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建设。从国内外研究华侨华人的历史看 ,涉及的学科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方面 ,尤其是西方对于华侨华人的学术研究 ,从一开始就不是历史学或经济学、政治学之类的单一学科的研究 ,而是综合性、全方位的研究 ,其覆盖面甚广。其特点在于研究对象的单一性 ,而不是学科或研究方法的单一性。因此 ,欲建立华侨华人学 ,必须包括诸学科的研究 ,即历史、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尤其重要的是 ,这些多学科研究并非单指研究对象的改变 ,而是指研究的方法和手段 ,特别是研究的理论架构方面必须有所变化 ,以建立综合性的华侨华人学。     

世界体系思想对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意义

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分析视角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思想对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认为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 :分析模式与价值取向的意义、分析单位和历史逻辑起点重构的意义以及分析背景和历史分期重构的意义。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 ,是整个华侨华人研究中的一个新的领域与薄弱环节 ,需要填补的空白众多 ,有待探讨的问题不少。本文就少数民族华人的辨识标准、人数估计、出国原因、经济活动和重大贡献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洪丝丝先生关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杂志的一封旧信

去年是本刊创刊 1 5周年。为纪念创刊 1 5周年 ,本期特增加此栏目 ,刊发本刊老编辑、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前副所长方雄普研究员为纪念本刊首任主编、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首任所长洪丝丝先生所撰写的文章 ,以表达我们后继者的怀念和敬仰之情。同时 ,向读者介绍本刊为纪念创刊 1 5周年召开的两次座谈会的情况 ,与读者共勉。     

制度与调适--郑和下西洋和朝贡体系下的东南亚华侨

明初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与海禁政策相对应的是由官方控制的以“朝贡”形式进行的朝贡贸易。自古以来,“朝贡”一词包含有外交和贸易两种含义。国家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一切都通过朝贡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官方角度来说,朝贡体系下的朝贡贸易是唯一可行的外贸形式。有学将海禁政策与朝贡贸易制度比作“明朝对外政策的两大支柱”。虽然朝廷厉行海禁,但东南沿海人民历来以海为田,加上历史上早已形成的联系,仍有为数不少的人流寓海外。这些聚集在东南亚的早期华侨身处严厉的海禁政策和生存需要的两难境地,他们积极地寻找着因应策略。     

安井三吉教授与日本华侨华人研究

二战后,在日本学界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学者当中,安井三吉教授也许不属前辈之列,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抗日战争史和日本侵略中国罪行等领域颇有建树.     

深切缅怀田汝康、赵和曼、何芳川、朱仲玉四位教授

2006年,原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田汝康、常务理事赵和曼、顾问何芳川、名誉理事朱仲玉四位教授驾鹤西归,我们痛失师友。田汝康等四位教授的仙逝,是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界的巨大损失。田汝康等四位教授为推动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事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各自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在此,我们特意刊出四位教授的生平简介及他们在华侨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以表达我们的沉痛哀思与深切缅怀,希望与侨史学界同仁共勉,共同推动中国华侨华人研究事业的更大发展。2006年7月20日,田汝康教授在昆明逝世,享年91岁。田汝康教授1916年出生,云南…     

抚慰人心与政治运作：1938年长沙大火的罪责定调

1938年11月12日,张治中收到蒋介石“于长沙如失陷时,务将全市焚毁”的“文侍参电”,随即令酆悌进行焚城准备。11月13日凌晨,长沙城内突发大火并延烧数日之久。大火发生后,蒋介石为平息社会愤慨、抚慰人心,与俞飞鹏、陈诚、张治中等会商善后办法,进行罪责定调而非真相调查,迅即组织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处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死刑并立即执行,张治中革职留任善后。虽有公开审判,但蒋介石、陈诚、张治中等内心关于大火罪责另有认定。国民党官方统一定调长沙大火罪责,后虽经高一涵专门调查,但仅为此前定调的注脚,且均未言及蒋介石的“文侍参电”。国民党内各方势力关于大火罪责的博弈与合力,被情感因素主导无法真正底定人心,真相竟成疑案。国民党当局定调大火罪责,于此能观其政治运行逻辑及其主观性。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改革述论（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试图完成从训政到宪政的过渡,通过行政改革完成“建国”任务。各党派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改革共识,国民党六大及六届二中、三中全会成为改革的重要标志。行政改革由国民党权威人物蒋介石发动,采取从中央到省市的行政体制机制的调整、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并等多种改革举措,树立新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率。这其中既有围绕“和平建国”的相关努力,也有借改革之名而务内战之实的偏离。1947年的政府改组欲使改革进一步深化,却成为改革的转折点。随着内战局势的急转直下,改革愈发偏离既定轨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仓促推进行政改革,不仅未能完成“建国”任务,反而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崩溃,值得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