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蒋介石反目成仇内幕

留美博士初涉政界崭露头角 1928年初,一名年轻人向当时的国民党华中地区首脑、武汉政治分会主任李宗仁写信,建议改革税制,增加财政收入。信寄出后,如石沉大海。于是,年轻人又写了第二封,指责李的傲慢与冷漠。过了一段时间,后者不仅没有生气,还任命他为湖北省烟酒税务局局长。这名年轻人就是归国不久的留美博士吴国桢。     

首见“益林”地名华中银行伍万元本票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苏皖各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政治部决定,成立华中银行,发行华中地区统一的货币—华中银行币. 华中银行于1945年8月1日在盱眙县张公埔成立,首任行长陈穆、副行长徐雪寒、龚意农.下设发行、业务、稽核等局和营业部、印钞厂管理处等机构,同时发行华中银行币,并与盐阜、江淮、淮南、淮北等解放区地方券等价使用.华中银行实行三级制管理,即总行、分行、支行(办事处).根据1946年初上统计,该行共有分行六个、支行十九个、办事处三十九个.     

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巡礼

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是高校美术馆与公共美术馆双重定义下的学术传播机构,是实施、建构学术成果交流与展示的文化场馆之一,是华中地区重要的、集美术(设计)教学、科研于一体的专业学术机构。美术馆的办馆宗旨是:立足湖北,辐射华中,影响全国。办展定位     

抗战期间日本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

摧毁中国抗战的经济基础．对中国进行最大限度的经济掠夺,是日本侵华的主要目的之一。日军对中国比较富庶的华中地区的进攻、占领与掠夺、统制,即为日本实践这一侵华意图的突出体现。战争初期,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遭到日军的洗劫,日军掠夺物资,掠夺税款,发行军票,占领华商工厂企业（对其实行“军管理”）。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日军“以战养战”、“现地自给”,对华中沦陷区进行“清乡”,加紧对敌后封锁;禁止物资移动,加紧矿产和物资的“开发”与掠夺;组建华中振兴公司,对产业严加“统制”;为笼络华方人士,“诱致资本”,提出“发还”军管理工厂,但实际进展却非常缓慢。随着战争的进程对日本越来越不利,1943年开始日本实行所谓的“对华新政策”,在物资掠夺方面,变直接掠夺为由“商统会”等伪组织出面的间接掠夺;在产业方面,日本宣布不再“独占”,对“国策公司”进行“调整”,同时“发还”军管理工厂有所进展;在金融方面,“统一货币”,不仅用伪中储券完全取代法币．而且用其回收军票,但伪中储券从此完全军费化。     

第六战区接管敌伪物资的一些内幕

受降的前期工作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关于华中地区受降及敌伪物资接管的任务,国民政府决定由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负责进行。在司令长官孙蔚如和副长官兼参谋长郭忏主持下,1945年9月18日在汉口中山公园交谊室举行了受降仪式。该室事后即定名为受降堂。     

日军从上海杀向南京的暴行轨迹

作为人类共同记忆的南京大屠杀,有30万以上的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本侵略军杀害,这已为全世界人民所熟知。可是,日军是一支特别凶残、暴虐的军国主义部队,它的残忍、野蛮,并不仅仅表现在南京一地。可以说,这支部队是打到哪里,就在哪里滥施暴行,杀烧淫掠,无恶不作。仅在华中地区,从上海到南京之间,就清楚地呈现着一条用数十万名死难者鲜血染红的暴行轨迹。     

日本军票在华中出笼的经过及种类

日本军票,又称“军用手票”,“是日本帝国政府在侵略战争中强制流通的一种征用性,掠夺性的票券,它既没有正式的发行机构,又没有发行保证”。     

抗战时期战斗在华中地区的刘少奇

1938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通知,以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卫三为中共中原局委员,刘兼任中原局书记,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区党的工作。11月23日,刘少奇离开延安前往华中。在筹建中原局的过程中,经党中央同意,刘少奇又调李先念、谭希林、胡林等到中原局工作．组织力量深入华中敌后,     

武汉市码字第一号布告

开栏小语：以江、汉二水为依托,从1861年开埠至20世纪30年代,武汉一直是“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此后更以华中地区最大中心城市的形象走向世界。     

牛道一回忆录（五）

十八、策动张轸举起反蒋义旗 1948年秋,我奉民革主席李济深之命前往武汉,策动华中地区国民党军队起义,并携带了李济深致白崇禧的密信。白崇禧,字健生,广西人,是桂系首领之一,善用兵,有“小诸葛”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