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和行创始人伍国莹后人足迹点滴

清嘉庆初,广州行商中以潘、卢、伍、叶四家为最富。在瑞典“哥德堡号”仿古船2006年造访广州之际,潘家后人已多次在广州媒体亮相,并著《广州十三行之一——同文（孚）行》一书,由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和荔湾区地方志办公室协助出版。继而荔湾区地方志办又建立起了与怡和行创始人伍国莹的后人的联系,在研究伍氏家族中又获得了一些较确实的资料。     

上海道台吴健彰身世考订

根据有关奏折、广东香山县《吴氏族谱》和方志等资料,结合实地考察,考证可得:一,上海道台吴健彰名为吴天显,号道甫;其胞弟是广东同顺行行商吴天垣,此可纠正长期以来因资料不足而导致的对吴健彰名号及其与吴天显和吴天垣关系的误解。二,吴健彰生于1791年4月8日,卒于1866年7月18日,终年76岁(虚岁)。三,吴健彰为广东香山翠微人。吴氏家族由福建福州府东门外水头村辗转迁徙到广东香山等地,由此繁衍海内外。据此,可纠正相关族谱、方志和文献等资料中的一些误传。     

浅析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是当时清政府指定的专营对外贸易的一个垄断机构,它是在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洋行制度,在其存在年间完全充当清政府对外贸易的门户,担负着清政府经营管理对外贸易的责任,在中国经济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个外国人眼中的岭南商业文化精神——以美国人亨特记述的《广州番鬼录》与《旧中国杂记》为例

正岭南作为一个地域名,其主体是广东。由于五岭阻隔,岭南在中华文明的范围内处于相对独立的地理位置。一、岭南历史悠久的重商传统岭南面向南海,很早与东南亚各地保持着商贸往来。在整个中华文化具有典型农业文明的背景下,岭南发展出另类的商业文明。"岭南文化的特色在于它从踏入文明社会开始,就一直呈现物质文     

从董其昌的题跋看他的书画鉴定

董其昌是晚明的书画大家,他借禅论书画,其书画的理论和鉴定意见,至今仍有很大影响。通过对他的一些书画题跋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题跋作为艺术创作的心得体会,有很多是言前人所未言的创见;但作为书画鉴定的方法和判断,则有不少是错误的。进一步剖析和考订,可以看出,董其昌的鉴定方法往往是命题式的。而支配这种方法的思想,除去禅的外表,仍是晚明占主导地位的阳明心学。     

宣示表刻石与张廷济

贾似道刻《宣示表》、《玉枕兰亭》和《玉版十三行》,世称贾氏三刻,是宋代赫赫显目的单行法帖。这三帖的原石大概都在晚明出土于杭州葛岭的贾氏半闲堂旧址。《玉版十三行》初归泰和令陆梦鹤,继归观桥叶氏、王氏,后又为翁嵩年以三百重金购得,康熙末年贡入内府,现藏首都博物馆,定为重宝之一。     

抗战中的广州博济医院

广州博济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前身）是中国近代最早、最典型的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其正门原在仁济路,与当时外国商行云集的广州十三行相望,是孙中山先生早年学医的地方。然而,抗战中的博济医院,随着老成凋谢,人们知之甚少。今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本文意在让人们了解抗战中博济医院的一些片断。     

刍论“广州十三行”到“岭南十三行”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政府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外贸职能,只保留粤海关与西方各国的对外贸易职能,通过十三行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直至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成为西方国家海路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和贸易场所[1],史称中西贸易＂一口通商＂时期,亦称＂广州制度＂。     

读《番禺黄埔梁氏家谱》札记——有关十三行行商天宝行和黄埔古村（港）某些情况的窥视

充分发掘利用各种史料乃深入拓展广东十三行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清代黄埔村（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族（家）谱、家传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尽管这类材料流传范围往往很窄,甚至“秘”而不对外,影响了它们的被利用程度。近,重新翻阅《番禺黄埔梁氏家谱》,从中可窥视出十三行行商天宝行和昔日黄埔村（港）某些情状的讯息,对有关研究和历史文物的发掘保护似不无助益。     

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期钟表业的发展

西洋钟表作为世界近代文明与科学技术的代表之一,是清代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广州十三行在西洋钟表引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广州钟表业的发展,并在中西钟表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中国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变迁亦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