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协同研究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在提倡"1+1>2"的协同理论指导下,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同心理健康教育的协同育人模式在本质上是可行的,也是促进两学科发展的新思路.两者的协同创新一方面是课程思政的题中之义,另一方面也具有培养目标的一致性和教育功能的互补性.具体说来,可以从教育目的、师资队伍、教育内容、教育方法...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由政治分歧引发的学术论争。虽然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展开历史研究,但实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分歧。社会史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品格。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促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旨趣、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嗜酒成性”的医学认知转向与19世纪后期英国的酗酒治理

在近代英国,随着人们对公共健康的关注和神经医学的发展,有关饮酒的病理学知识取得了长足进步,使得医学从业者在对待习惯性醉酒问题上,开始摆脱以往具有道德色彩的价值判断,强调嗜酒是一例需要医疗干预的、成瘾性的神经系统疾病,逐步从医学专业知识层面确立醉酒解释的话语权。在此基础上,一批医学从业者致力于相关知识的普及和社会改革活动,形成了专业化的社会团体,力图通过自己的活动争取议会立法,敦促政府建立专门用以治疗嗜酒成性者的收容机构。由于收容治疗触及人身自由问题,因此在议会辩论中争议较大,体现了在治疗特殊病例时医学认知和自由原则的消长平衡。1879年、1888年和1898年颁布的有关酗酒问题的一系列法案尽管是多方力量折中的产物,却标志着机构化处遇在应对嗜酒习性中的尝试以及相应的法律权力的确立,是英国酗酒治理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和实践。     

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的城乡关系和特有的城乡发展路径,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形成和运用,对于深入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用以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对其他国家的问题进行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我国"三农"问题总的情况是农业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还很严重,主要根源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一套农村、农业政策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解决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要继续深化农村体制改革,下决心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改革现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乡镇现有的政权体制包括财政体制.     

《艾登备忘录》与二战末期英国对藏政策

《艾登备忘录》是英国政府1943年制定的对藏政策。其内容延续了英国一贯主张的“宗主权”理论,并以“西藏自治”来要挟中国政府。古德使团依照此政策在拉萨鼓动西藏自治之后,英国外交部又决定反思其西藏政策,但遭到印度政府和印度事务部的反对。从总体来看,无论《艾登备忘录》的提出,还是英国对藏政策的波动,都是出于英国对华总政策的需要。     

敬告作者和读者北大核心CSSCI

一、本刊是河南大学和河南省历史学会主办的史学专业刊物,发表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新成果,尤其欢迎史学理论、史学评论、社会史、城市史、乡村史、文化史、海洋史、台港澳研究等方面的优秀稿件。二、专题论文一般不少于15000字。重大选题的稿件不受此限制。囿于经费,恕不退稿。三、投稿时,请采用打印稿和电子稿同时寄送的办法。稿件一般应为A4纸(36行×36字)打印,并使用较宽行距,以便于编校。打印稿请通过EMS方式寄至"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邮编:475001;电子稿请发至相应的电子邮箱(见本页下),并请在"主题栏"中显示文章标题。     

从理论发展规律看改革开放的理论贡献

改革开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为改革开放顺利推进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功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伟力,宣告了抹黑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论调的彻底失败,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活力,铸就了马克思主义继续中国化的实践源泉和强大动力,为推进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的时代课题,创造性孕育了鲜活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将在继续指导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必将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新辉煌。     

习近平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论述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进入新时代,中国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经济社会结构面临转型升级,如何正确处理政商关系将是影响国家现代化治理的关键性一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新型政商关系的论述切中时代发展变化,具有很强的前瞻性、思想性和指导性。习近平新型政商关系论述从实践逻辑上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政商关系发展历程,从理论逻辑上重新厘清了权力与资本、政府与企业、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从主体性约束、制度性优化和价值性塑造三方面提出了新型政商关系的实现路径,进一步规制和优化了政商关系的运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