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医杨道江

杨道江,1965年出生在贵州省瓮安县鱼河乡高枧村。从小聪慧,五岁上学。1979年初中毕业,因家庭困难,便跟父亲学木工手艺。很快掌握了高架木结构房建造和家俱细木工等技术,并能独立操作。不久就与一个温良贤淑的姑娘订了亲。     

医学信息资源网络的共建与共享

本文通过对各医疗机构医学信息资源共建与共享必要性的论述,深入分析了影响信息资源共建与共享的因素,提出了网络环境下医学信息资源共建与共享的几点建议。     

广州南华医学堂

孙中山青年时代（1886年）曾在广州博济医院学医,部分孙中山传记称孙中山曾就读南华医学堂（或南华医学校）。南华医学堂确实存在,作者在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资料室及广东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也曾见过挂有南华医学堂招牌的建筑物照片。所以博济医院与南华医学堂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     

诗医颂并序

诗人李浚川教授,吾楚之名医也。从医执教于高校,五十年矣。医德高尚,医理精通。起沉疴,祛恶疾,尤能济困患伤,著称善焉。岂止杏林桃李满园,而名著诗坛亦数佼佼者。数十年吟哦,妙笔华章,猗欤！美矣！前年八月,承惠赐专集《诊余酬唱》,是一医家、诗人之嘉集也。捧诵之余,喜而赋此。     

晚清新教“医学传教”的空间透析

晚清以来 ,以传教医师为先锋的西医学事业在中国生根发展 ,表现出鲜明的时段性和地域性。以时空为经纬 ,审视和清理晚清时期传教士的医学传播活动 ,对于认识和反思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格局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视角。近代文化在中国从南往北 ,从沿海向内地 ,从城市到乡村的弥散与渗透 ,与基督教医学事业的切实影响 ,具有内在的关联。     

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

清末民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进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与医生主要的活动之一就是推动麻风院的成立。这个运动始于 1 880年代 ,进入民国时期后更为积极。中国的社会精英亦投入此运动中。对西洋人而言 ,细菌论、热带医学的兴起、传教的需要都是建立麻风院的主要考虑。中国精英则认为铲除代表中国民族落后与政府无能的麻风是当务之急。两者均认为将麻风病人与社会隔离是达到消灭麻风的主要方法 ,而传统中国社会对此疾病是无知与冷漠的。事实上中国东南地区自明中叶以来即普遍建立了隔离麻风病人的机构 ,这个传统一直至清末从末中断。这个传统的被忽视反映了近代麻风隔离措施背后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     

藏医药身心医学的科学内涵研究（英文）

藏医药学认为,意识和躯体之间的关系发生在生命体的胚胎发育过程中,当精子、卵子和意识结合时,形成了二者的生命体复杂关系,这种关系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宏观体”,指的是身体和感官层面的生命体,能够从肉眼观察的人体生命活动;“微观体”,由人体生命“脉道”组成,其中,包括脉轮(rtsa‘khor ■),微观能量(rlung ■),生命精体(thigle ■);“极微体”,指的是微观意识生命体。根据藏医药文献记载,生命体有三条脉道,被认为生命根脉(srog rtsa ■),盛行于身体右边的脉道统称为生命血脉(khrag rtsa ■),中间的脉道称为生命气脉(rlung rtsa ■),左边的脉道为是生命水脉(chu rtsa ■)。以上三条脉道是身心连接的桥梁,意识就像骑手骑马一样“驾驭”微观能量,微观能量在脉道中运动,反之亦然,能量调控着意识及其身体的生理过程。这种宏体层面的现象,通过呼吸频率、深度和模式的变化影响着个体的情绪及觉知。从藏医学的角度来分析,例如,抑郁症、焦虑症等身心疾病,是由胸腔中过度能量运行(通常与焦虑相关的浅呼吸模式有关)导致的。因此,调控人体微观能量的运行节奏是保持生命健...     

海外关于七三一部队研究的焦点、视角与趋势

海外围绕七三一部队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起步阶段,纪实文学、口述历史和回忆录为主流,学术研究处于发轫期和积累期。二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快速发展阶段,科技、医学、教育等领域学者相继参与其中,文学叙事、史学调查和社会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和传播热潮遍及中国、欧美并产生深远影响。三是21世纪以来的立体成熟阶段,既有战时日本医学和纳粹医学的横向比较研究,又有不同学科视域下的纵向深入研究,侧重当代社会的反思与行动、和平与和解等现实问题,并且注重考察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海外七十余年来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丰硕学术成果,但在七三一部队的战时状况、战争罪责、历史认识、战后贻害和生态影响等方面仍有待突破。     

医学考古学视野下的商周军事医疗救治初探

中国古代军事医疗的进步,与医学及战争的发展密不可分。商周时期,医学有了一定的进步,频发的战争冲突也促使这一时期军事医疗产生并得到初步发展。通过对相关考古学遗存的分析,商周军事活动造成的创伤主要有砍刺、箭伤、骨折及残疾等,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和总结,其相应的伤情鉴别、药物治疗、手术疗法、感染防治等军事医疗救治方法亦随之产生和发展。有关伤员的处置、医护人员的监督等医事制度也逐渐形成,对古代军事医疗的进步、先秦医学理论方法的凝练等起到重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