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货币名称的起源与涵义

货币名称的产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比如中国先秦时期的刀、布等货币名称即来自原始农具,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的产物,而人们现在熟知的dollar（元）,则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型银币Thaler（泰勒）。俄罗斯的货币也不例外,除了我们熟知的卢布、戈比之外,历史上还有很多不同的货币名称,它们都与俄罗斯的社会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北伐前后的微观体验——以居京湘人黄尊三为例

长期以来的北伐史研究,多从南方立论,以南北军政势力消长为主要内容。近年来,不少学者从更宽广视角,如南北地域、文化新旧、舆情互动等角度,重视"有形力量"之外"无形力量"的研究,大大推进了北伐史研究。以居京湘人黄尊三日记为主要史料,大体可展现一位涵括南北、新旧、舆情等复杂因素的微观人物对北伐之观感,战争中个体的纠结与抉择以及战争对非战区民众生活之影响。与普通北方人相比,黄氏对南方的观察,包含着南北地域交集复杂的立场与心态。作为北京政权的边缘人,黄氏对北京政府固无多少认同感,对南方政权亦无多少向往与欣喜。战争造成了黄氏"归则无家,留则无食"的两难窘境,在多半时间里,忧心、恐怖占据其心。在黄看来,南京国民政府名为"以党治国",实则"以国殉党"。黄尊三的微观体验表明,北伐前后的南方与北方,很难说存在相互转换、零和博弈的现象;用"南北新旧"诠释北伐史,效力与不足并存;在战乱与信息管控的年代里,报刊等现代舆情工具在提供讯息的同时,也带来了纷乱与谣言,而个体则倾向于在亲友言谈和信函中求取真相。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农”问题及当代启示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也就是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十年内战时,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并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发展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关心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渐成熟,开始认识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对"三农"问题进行探索。该中国出台的一些政策,对当代中国的"三农"问题也有一些借鉴作用。     

手拿大刀的抗日慰问团

在1933年3月抗战期间，华北妇女界代表来到喜峰口前线慰劳捍卫国土的二十九军官兵，图为四名妇女拿着战士的大刀合影。大刀是传统中国兵器，对照妇女的传统服饰．站在屋宇之前，充满民族色彩。     

“虚荣”——我最爱的原罪

相信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三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中一位处于那个时期艺术巅峰的人物——米开朗基罗;更是让古往今来的文人逸士穷尽词藻。对于他的溢美之词可谓是绵延了500多年的历史长河……在此,我只想从我的角度去谈一谈对米开朗基罗的认识。首先,这个标题看起来似乎和我文章的主题相去甚远,但在我看来米开朗基罗之所以能够成就让人难以企及的巅峰艺术成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虚荣"。辞典上简单的表述了这个颇具深意的词汇"虚荣:表面上     

中古书仪的型制变迁与社会转型

随着先秦古史分期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近年以来的逐渐沉寂,关于中古社会变迁的研究却日益热闹起来。这些年海内外每年都要举行数以十计的学术讨论会,讨论唐宋变革或中古变迁问题。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时代虽然迄今仍然莫衷一是,但若说中古社会的变迁,大体都会包括“汉唐”的历史走向和“唐宋”历史变革等问题。过去贺昌群、侯外庐、胡如雷等大多着眼于这个时期的土地关系、政治口号的变化。最近的讨论一般以社会变迁为论题。这里发表的几篇笔谈,切入的角度各不相同。谷川道雄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张国刚从家法伦理观念、吴丽娱从“礼”与书仪形制的关系分别讨论了汉唐历史的走向问题。王利华则试图将中古以后的宋代和中古以前的汉代做一个大跨度的对比,讨论中古文化与环境的互动。王永平从文化方面对于唐宋变革进行了概括。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提出唐宋变革问题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葭森健介结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大背景,叙述了内藤史学受到西方文化史学影响的具体史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认识。由此可见,本期笔谈的一组文章,虽然不是也不可能对于“中古社会变迁”这一主题作全面探讨,但是来自中国和日本不同年龄段的诸位作者都展现了比较新的观察视角,或者试图提出一些新问题。这     

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南宋时期(1127-1279年)至少有81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53.29%。朝代上以宁宗、高宗、孝宗三朝的疫灾最为频繁;季节上以春夏季节为疫灾高发期,秋冬季节疫灾较少发生;趋势上疫灾频度略有下降趋势,但表现为2个波长为70年的波动周期,十年疫灾指数曲线呈"W"型,疫灾广度的年度变化呈脉冲状波动,阶段性特征明显。南宋时期全国至少有241个县发生过疫灾,其中71.37%分布于人口相对稠密的浙西、福建、淮西、浙东、江东、江西、淮东等东部诸路;疫灾严重程度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浙西路是全国疫灾最严重的地区;各路疫灾的严重性与人口密度呈显著正相关。从总体分布看,南宋地区的疫灾比金元地区严重,且集中分布于淮河以南今光山-大余一线以东的地区;人口密度高值区也是疫灾频度高值区,长江三角洲是全国疫灾最频繁的地区;当时全国的疫灾中心有今杭州、海宁、湖州、苏州、绍兴等城市。     

对于几个经济问题的思考

<正>一、关于生产力要素问题历来的说法是:生产力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而且,也只有这三个要素。它们是: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就是说:资本家使用资本,作用在这三个要素上,进行生产。这个生产的结果,产生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便为资本家所占有。这样的一个演算方式,就使我们看到了资本家原来是这样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的。这当然是不合理的,是剥削。然而,倘若不是从某一个角度去片面地观察,而是居高临下地去观察全局,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另外一个景象。那个景象清楚地表明:前面     

我目睹的中华民国

日伪时期提起中华民国,对不起,我首先想到的是日伪的"中华民国",原因是日伪政府仍然自称中华民国,仍然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执政党"仍然名为国民党。不同之处是"国旗"上加一个小黄条,上书"和平反共救国"字样。"和平",意味着汉奸路线,不准抗日;"反共",以此标榜,耐人寻味。回想起1942年3月日伪当局在华北推行的穷凶极恶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