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子观音：晚明海澄象牙人物的个案分析

明代中晚期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因传教及装饰教堂的需要,向当时唯一准许对外通商的漳州海澄订制象牙天主教神像,给中土传统的人物雕刻带来了全新的表现方法。其中的圣母子图像因明代中期中国南方民间送子观音信仰的成熟,机缘巧合地实现了向送子观音的图像转化,大约在万历早中期催生了以送子观音为代表的象牙人物雕像本土风格的形成。其图像范型的确立,对明清时期福建及更大范围内其他材质的送子观音造像的面貌产生深远影响。     

霍去病墓雕刻原境初探

长久以来,霍去病墓雕刻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被多次移位,其原始位置至今未得以确认。墓葬雕刻原境信息的缺失,是导致现有研究受限的主要原因。本文利用早期调查报告与近年的考古勘探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对雕刻原始布局进行初步复原,探究雕刻与封土、周边环境的空间关系及雕刻间的组合关系,并讨论其意义,试图重构其历史情境。     

山西吉县石窑店石窟调查简报

石窑店石窟位于山西省临汾市吉县屯里镇王家河村南309国道北侧的山崖上,由一座中心塔柱窟和两座三壁三龛窟组成。造像以较为常见的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组合为主。通过分析石窑店石窟造像风格特点,并与其他地区造像进行对比,推断石窟年代为北朝晚期至隋代。石窑店石窟反映了北朝晚期至隋代佛教造像艺术风格的发展、窟龛形制的演变与吉县地区佛教传播的情况,为研究临汾地区中古时期的佛教发展与艺术传播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我国最早向西方“佛朗机”学习的人──汪鋐传略考

本文简要介绍了汪 的生平传略,并认为他是中国最早率军抗击西方葡萄牙殖民者“佛朗机”入侵的要臣,也是引进西方先进武器：“佛朗机铳”并进行大规模推广使用的第一人。     

隋书概说——兼议《出师颂》卷

本文分析了隋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状况,指出隋代北方铭刻的主要成就是逐渐摆脱了前朝篆隶书体而形成了楷书书体,南方的纸书在跃出章草畦径的过程中初步酝酿出草书的章法,楷书已成熟定法。“书”之所以能够有“法”并且成为一门高雅的艺术,是因为隋代完成了“普法阶段”,最好的例证就是智永和隋贤的存世之作。     

399年宝贤写卷即东晋昙无兰抄略《千佛名号》考——兼论5世纪前的古法唱导与佛名抄略本的关系

本文首次公布安徽博物院藏399年宝贤写卷的完整录文,并通过对比宝贤写卷与昙无兰《〈千佛名号〉序》中的记载,证明其真实身份很可能就是东晋昙无兰抄略自《贤劫经》的《千佛名号》(或称《贤劫千佛名经》)残卷,而该文献此前久已失佚。文中进一步推测,作为现存最早的抄略类佛名文本,写卷(即《千佛名号》)制作最初可能是基于唱导古法(即5世纪之前的唱导作法)的仪式实践需求——古法唱导中的两个主要仪式程序,可能分别催生了佛名和因缘譬喻故事两类抄略本,二者在古法唱导仪式中可能存在伴生关系。同时,这件写卷不仅为研究古法唱导提供了首件实物例证,也有助于理解5世纪前中国佛教八关斋日的仪式活动实践。     

洛阳新发现唐天宝三载石幢考释

2016年8月,洛阳匾额博物馆前施工时挖出一件唐代石幢的幢身,据其刻铭可知,该石幢立于唐天宝三载(744年),为彭城县尉张悌所立,其上所刻经文为《佛说业报差别经·施灯明功德品》。经考证,该石幢应为唐代佛寺灯台的幢形灯身。此外,张悌为比丘尼之"养男"的身份也为同类刻铭中少见,为研究唐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从《穆天子传》看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及其物资交流

本文以《穆天子传》为切入点,依据《穆天子传》所载及其相关文献论述了先秦时期丝绸之路的存在,并且论述了战国时期因运输和买卖丝绸而形成的丝绸之路对中西物资交流的重要作用。     

欧版“还珠格格”:父亲视我如污点

“父亲将我视为‘肮脏的污点’,从来不肯承认我的存在,并告诫我永远都不要再和他联系。”英国雕刻艺术家德尔芬•波尔曾在《割断亲情》一书中愤愤不平地自述。一向干脆直率、无拘无束的波尔没料到,欧洲现存血统最纯正、政治影响力最大的王室比利时王室会因自己而掀起轩然大波--不是因为她的雕刻作品,而是因为她的出身。     

“妇好墓展”与“海昏侯展”中所见“墓葬”展示的“他传”难度

妇好墓展与海昏侯展是以"他传个人史"为视角展开相应社会生活图景的两个典型展览,这两个展览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人物生平展示介绍的一种展示结构。在完全以出土"私人物品"为展示对象的展示中,信息残缺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将墓主人的身份进行"模糊处理",即仍需将其大致归于一个人群,同时将能够说明的问题进行细致分类。这是一种在个体认同无法确知的情况下,尝试解决问题的新途径,这一方法是对用考古资源展示"个体"过程中一般规律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