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内阁的财政难题

辛亥革命造成原有的中央集权式财政体系瓦解。如何在失去财政调剂能力的情况下筹集巨款,进而完成革命的善后问题,成了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唐绍仪内阁面临的急迫问题。在公债、国民捐、军用票等手段受挫后,南北政府都诉诸外债,唐绍仪内阁更是积极寻求外债以解决财政危机,内阁成员在这一问题上并无大的矛盾。由于外债与国权这一敏感问题牵连,它遭到参议员质疑,加之党派意识和舆论渲染,借款问题变成了立场问题。唐绍仪在压力巨大且又无可作为的情况下,选择离职。财政问题成为第一届内阁终结的重要因素。     

民初“南粮北运”中的政府参与及其局限——以漕运局的设废为分析中心

1914年漕运局的设立是北京政府为应对纯粹商运下米粮运京的缺陷,并为借助"漕米"名义以减少米粮转运的阻力而采取的一项举措。1919年为接济京津民食,北京政府复设漕运局,但江苏省官民因此举可能妨碍本省民食而强烈反对,漕运局的运米计划始终难以进行,于1920年被迫裁撤。漕运局的设立表明民初时期国家权力并未完全退出或放弃对北京地区粮食供应的参与,而该局由设立到裁撤的过程及其实际作用亦反映出政府在这一参与中的乏力与局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政府权威的弱化。     

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及其评价——以顾维钧为主的考察

北京政府一直被人们评价为执行媚外政策的政府,但是北京政府在以顾维钧为代表的近代职业外交官主持外交部的情况下,利用他们学到的国际法的有关知识,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努力。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与顾维钧、王正廷等的外交活动贯穿始终,北京政府的外交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且成为开启中国近代修约外交的第一个政府。     

再论“五四”到“五卅”期间的学生运动

五四以降,学生运动演变成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面对北京政府的腐败无能及严重的内忧外患,学生作为一个激进的社会群体奋力投身于救亡图存和澄清政治的努力。在外交上,他们高举反帝旗帜,奋起唤醒国人,力促国民外交格局的形成;在政治上,他们从力主改良发展到坚决要求推翻军阀政府;在校园内,他们不甘于做教育被管理者而积极参与校务监督并开始实施自治。学生运动高涨本身就是国家权威缺失的一种表现,同时社会各界对频仍的学生运动亦经历了一个由同情、支持到反对、利用、支持等多重态度兼而有之的发展过程。     

更正

1913年1月8日,北京政府颁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作为省级行政官署组织之依据。据此,河南省行政公署设立了内务司。     

北京政府时期文官考试与任用制度评析

北京政府的文官选拔与任用制度,脱胎于孙中山的文官管理思想,成型于袁世凯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文官(公务员)制度形成的伊始,对其后南京政府时期公务员管理体系的性质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文官体制的组织与体系、考试与甄别、分发与任用等三个方面切入,通过对北京政府时期文官制度的基本内涵、功能与作用的探讨,考察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公务员管理制度初成时的基本特征。     

外交、外债和派系——从“梁颜政争”看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政府的外交运作

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外交制度成型的重要时期,一批主要由留学生构成的职业外交官活跃于北京外交界,并以“独立”和“超然”自居。但在派系纷争、军阀混战的20世纪20年代,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实践,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呢?在以华盛顿会议期间围绕山东问题而引发的“倒梁(士诒)风潮”和“梁颜(惠庆)政争”中,颜惠庆不仅主动出击,把梁士诒拖入外交漩涡,还巧妙地利用军阀“电报战”,令梁内阁垮台。可以说,在这场政争中,颜惠庆成功地利用派系斗争,既争得了外交部对胶济铁路交涉案的控制权,也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在外交界和政坛的地位。可以看出,在派系政治的化环境中,中国的外交官们虽然表面上标榜独立与中立,但常常不得不依靠非正常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外交实践,甚至主动参与派系斗争。而当他们越来越深地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对于权力的迷恋也日渐加深的时候,“独立”和“制度”都是可以搁置和牺牲的。     

在契切林和加拉罕往来书信中谈到的中国问题（1924—1926）（续前）

1925年下半年,中东路局势复杂化,加拉罕只好既同北京政府打交道,又同奉天打交道(张作霖是那里的实际主人)。苏联同张作霖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尽管1924年9月20日中国东北三省政府和苏联签订了关于中东路暂时管理办法的单独协议,但以张作霖为首的奉天当局抵制对这个协议的贯彻执行,经常侵犯苏方在中东路上的权益,排挤其他社会组织和来到北满地区的苏联公民。     

政海妙人罗文干

罗文干(1888-1941),广东番禺人。清末留学英国,专门研究法学,获牛津大学法律硕士学位,历任广东司法司长、总检察厅检察长、修订法律馆副总裁、司法次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司法     

邓本殷是怎样当上“江抗”副总指挥的?

说起邓本殷,许多人都感到很陌生;如果再要说他曾一度担任"江抗"副总指挥,知晓者就更少了。下面就把这事的来龙去脉说一说。1879年8月27日,邓本殷出生于广东防城县茅岭乡大陶村(今属广西),自幼随双亲务农、织席为生。1899年,邓本殷入防城县衙报名从军,先当伙夫,后为士兵。因作战勇猛,得到上级赏识,升至广东西路巡防营管带。辛亥革命后,邓本殷在军阀混战中任粤军第四独立旅旅长、琼崖善后处处长、八属联军总指挥、琼崖护军使、八属善后督办等,并被北京政府授予将军府植威将军、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在大革命时期,邓本殷不仅参与了陈炯明的叛变活动,而且作为陈炯明的嫡系,成为与国民革命军争斗的重要依靠力量。有的史料把邓本殷的军事生涯简要概括为"起于田间,回粤战斗,独掌琼崖,争霸广东,激战广州,奋起抗日"。而邓本殷"奋起抗日"一节,正是本文要探究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