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在华德侨处置案引发的中外交涉

1918年北京政府和以英法为代表的协约国盟友之间,曾围绕如何处置在华德侨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展开过一场外交交涉。交涉双方的行为乍看之下虽不合情理,但又是合乎逻辑的。英法等国对北京政府一再施压要求严厉处置在华德侨,与其说是为了预防敌侨捣乱,毋宁说是为了牵制北京政府;而北京政府即便是参战以后对德侨也不改宽松友善的政策,与当时中国各界对德情感氛围相匹配,其做法完全符合国际法,体现了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进步。发生在1918年的这场交涉宛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一战期间北京政府与协约国盟友之间关系的实质。     

以攻为守: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决策经过(1918—1921)

1918年中国出兵西伯利亚可以说是北京政府在困境中的积极作为。其主动出兵,其实是以攻为守,虽然属于对外作战,但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和恢复自身权益。在出兵西伯利亚的行动中,北京政府名义上是为了护侨和防备德奥,表面上是应对俄国,实际上是针对日本,阻止其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并充分利用日本同其他协约国的矛盾,尤其是日本与美国的矛盾,挫败其侵占中东铁路的图谋。     

五四运动在南京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兴起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国、反对北京军阀政府卖国的爱国救亡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早有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野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酣于大战无暇东顾的时机,于1915年向北京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北京政府对此丧权辱国的条约,竟然表示"欣然同意";接着,日本抢占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山东青岛、胶州湾.     

北洋政府元首们的最后归宿

北洋军阀是民国军阀势力之一,由袁世凯掌权后的北洋新军主要将领组成,袁世凯死后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时期的军阀所控制,故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的称呼。     

大中银行及上海分行

大中银行（Tah Chung Bank．Ltd．）于1919年3月领有北京政府财政部颁发的“银字第214号”开业执照。1928年向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补行注册,领有财政部“银字第4号”营业执照。抗战结束并清理财政后．又于1948年4月再次领有财政部“银字第2922号”营业执照。原定资本为国币100万圆,实收30万圆。1911年增资本为国币400万圆．实收160万圆。     

北京外交团的发展及其以条约利益为主体的运作

从1860年代中期发展到1920年代后期,北京外交团的政治力量往往受到其成员国组成变动、国际情势、各国势力范围,以及各国对华条约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很少达到完全“全体一致”。在以辛丑和约签约国列强的主导下,外交团于民初对中国政治发挥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但因欧战的爆发酿使团成员国分裂,加上中国政府展开修约外交,导致它无法协调各国对华联合行动。1920年代中国南北政府分别对使团团长的权威提出挑战,否定使团组织的代表性,以及“加拉罕使华事件”的冲击,终于迫使外交团省思组织性质与对华关系,调整交际礼仪与政治活动的比重,促成组织正常化。     

台北“国史馆”现存民国档案概述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的1912年3月,孙中山先生即同意设立国史院,后因政府迁北京而中辍。是年10月,北京政府决定成立国史馆,其后,又中断停顿。直至1940年2月1日国民政府才在重庆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并着手征集与编史有关的档案资料。1947年1月国史馆在南京正式成立,并以张继为馆长,直隶国民政府。至此,国史馆征集典藏了可观的民国档案。1949年国民党退踞台湾时,这些档案人都留存大陆,为人民政府所接收,     

美国与中国关税自主

美国对华关系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1927—1928)经历了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虽然当时美国认为中国没有代表全民的“中央政府”,但美国公使馆依然驻在北京,施肇基作为北京政府驻美公使继续驻在华盛顿。由于美国在华利益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美国又承认南京政府是政治实体。     

中国第一个直辖市发祥地——"京兆区"武汉

在中国古代府县制下,将国都的行政官员称为"京兆尹".1921年7月,民国北京政府以"大总统教令"颁布了<市自治制>,出现近代城市建制--特别市(县级)和普通市(镇级),但为自治团体性质.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定都武汉,4月18日成立武汉市政委员会,并成为中国实际上的第一个直辖市.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中央直辖的特别市晚于武汉国民政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与罗马教廷通使问题再考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京政府鉴于罗马教廷在国际调和中的角色,决定借助与教廷通使,在战后和会中占据有利位置,进而制衡日本。法国获悉通使事后,托辞此事有违中法《天津条约》保教权条款,且教廷存在亲德嫌疑,试图强行阻挡通使。英、美、日等协约国集团成员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积极附和法国,逼迫北京政府暂缓乃至取消通使。在法国的催逼和协约国成员的附和之下,北京政府为了避免开罪法国,顺利参加战后和平会议,在交涉过程中步步退让,导致通使尝试以失败而告终。此次通使的失败,昭示着北京政府联合教廷制衡日本外交策略的破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处境的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