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平均地权”理论再思考

土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头等大事,考察各个时期的土地主张是认识近代中国各时期政权属性和立场的重要指征。对土地权利的探讨,则是研究土地问题的核心。“权”的力量伴生着“利益”,“权利”往往会被视为一体,因此在面对“平均地权”理论时,研究者们基本默认了地权与地利一体,讨论的空间通常建立在两个点上——国家对土地的态度和国家可行使权利的方针内涵,而没有对方针内容能否对应“平均地权”题目做出回应。事实上,“地权”和“地利”两个概念在“平均地权”理论中并不适合做一体化讨论,推行这一理论,无法通过“地利”的平均实现“地权”的平均。     

全面推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正>新农村的村级组织是国家政权的基础,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带领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沿阵地,其相关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应更为迫切。所以我们要尽快实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明主"的发展目标,除需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外,同时也需大力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齐云在阳城

抗战初期,共产党八路军依托太行山险要地势开辟革命根据地,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开办抗日学校,打击汉奸势力,减租减息,抗日烽火风起云涌,遍地燃烧。1938年初,为加强山西阳城的抗日力量,中共冀豫晋省委和中共晋城中心县委先后分两批向阳城派去中共党员和华北干部训练班的学员,齐云就是其中之一。她把救亡歌声作为唤醒民众,团结人民的重要武器,把课堂作为宣传抗日救亡的主阵地,树立起老区人民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决心,给一代阳城人民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刘裕建宋前嵩山祥瑞探微

刘裕代晋开启南朝皇权回归的新时代,而刘裕建宋并非顺理成章,建宋时机成熟于义熙十二年伐后秦之时,在此次北伐期间于嵩山第一次出现佛教祥瑞,而此祥瑞中不仅只包含佛教因素,还融合谶纬、道教思想等。同时祥瑞的出现也不是偶然,它为刘裕建宋做政治宣传,证明刘宋建立的正当性。     

陕西榆林出土的崇祯通宝背“榆”铜钱

陕西榆林最近出土了一批崇祯通宝铜钱,数量较多。这些铜钱背后均有纪地名＂榆＂,重量主要在3-4g（轻者约在2-3g）,直径约为26mm。这些背榆铜钱的发现,对了解崇祯年间铜钱铸造及其边防军需有重要意义。明朝崇祯年间,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后金逼境,政局危机四伏。为防范东北后金政权的威胁,朱由检曾调集重兵全力布署于北方边境。     

契卡的“十字军讨伐”

1918年5月,列宁说:"应当组织伟大的‘十字军讨伐’来反对粮食投机商,反对富农、土豪、捣乱者和受贿者,组织伟大的‘十字军讨伐’来反对在收集、运输和分配粮食和燃料方面破坏国家严格秩序的人。""十字军讨伐"将列宁、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等苏维埃领导人关于"革命恐怖""、群众恐怖"、"红色恐怖"的概念升级,使"红色恐怖"成为对抗"白色恐怖"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战场却蔓延在最无奈的人民群众之中。在这场"十字军讨伐"中,苏维埃政府所要清除的与其说是"人民之敌",不如说是自己所实施的政策的反对者。     

试论中国乡村政权职能的历史变迁与内在逻辑

乡村政权作为传统的基层政权组织,是中国政治体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本文通过研究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政权职能,探索乡村政权职能变迁的内在逻辑,希望对完善当前乡村政权职能提供借鉴。     

丝路畅通 汉国保障——汉帝围政权在政治、军事上对丝绸之路交通体系的支撑

汉帝国经过70多年的经营发展,到文、景之际,综合国力已经十分强大。当时的史书记载是：“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柠牝者摈而不得会聚。”换句话说,就是国家政治稳定,     

酒中窥人

大诗人李白云:"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诚哉斯言,泱泱中华,酒的历史源远流长,而喜饮善饮者不乏帝王将相、侠客义士、文人墨客,他们推杯换盏、开怀畅饮之际,却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时代气息、社会风尚和人物性格。汉初,吕后为人阴毒,以邀韩信赴宴为名诱杀韩信。后其子孝惠帝即位,她掌握政权;惠帝死后,临朝称制,分封吕氏亲属     

战火中的红四方面军造币厂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突破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从鄂豫皖人川,开创了中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总面积约4．2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有县级苏维埃政权40多个,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红色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