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窑生产作坊再观察

在耀州窑以往考古发掘中,发现有48座唐宋时期制瓷作坊遗存。作者通过对这些作坊进行分类,并梳理窑址所见刻铭遗物,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以成型为主要生产环节的Ⅰ类A型作坊是相对独立的生产单元,在唐宋耀州窑址以稳定形态长期存在。这一形态或与"窑户"存在关联。第二,以石碾槽、淘洗池和沉淀池为代表的原料生产设施在唐宋之间有所发展,影响了制备原料作坊的生产规模,成为耀州窑瓷业生产进一步专业化的重要促因。第三,在唐代作坊ⅡZ2中发现了5件刻有不同姓氏铭文的盘头,反映出当时曾有不同姓氏的人在同一生产地点从事同一环节的制瓷工作。这些工匠与作坊主之间的生产与经济关系值得深入思考。     

唐禅宗“定祖之争”管窥

塔铭以及相关文献中,明确记载了法如、神秀和慧能是禅宗的第六代祖师。但在这三位高僧圆寂后,他们各自的嗣法弟子——元珪、普寂和神会,却围绕着"究竟谁是禅宗史上真正的第六代祖师"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便是禅宗历史上的"定祖之争"。本文通过梳理、解析唐代塔铭以及相关文献资料,认为这场"定祖之争",是元珪、普寂和神会,出于对个人名份和各自宗派长远利益的考虑,利用第五代祖师弘忍临终付法时的模糊表态,而硬性生发出来的。     

金代铜镜两个问题的探讨

<正>金代铜镜上的刻款和铸款为其独有特征之一。金代禁铜时间较长,期间统治者对禁铜、铸镜政策的变化以及铸镜业发展阶段的不同,必然造成刻记和铸款之间时代性和阶段性的差异。金代自制纹饰镜集中体现了本朝铸镜工艺水平和民族时代风格,结合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以金代自制镜类型与纹饰发展演变的轨迹为主线,本文将金自制镜分为空白期、产生期、全盛期、衰败期四个发展阶段。一、金代铜镜刻记与铸款的时代性与阶段性     

大足石刻的历史发展

大足石刻以佛教造像为主,创于唐,盛于两宋。本文按照历史沿革对大足石刻各个时代发展及特点进行介绍和梳理。     

清内府刊刻的满文大藏经

清代乾降时期,在乾隆皇帝主持下进行的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空前浩大的修书工程。与《四库全书》推出几乎同步进行的还有一项浩繁艰巨的文化工程,也是满族文化史、以至整个清代文化史中的大事,即满文《大藏经》的译刻。满文《大藏经》是以汉文《大藏经》及藏文《甘珠尔经》为底本,翻译、刊刻而成的佛教典籍总汇,清代又称《国语人藏经》。满文《大藏经》共一百零八函(夹),收佛教经典六百九十九种,计二千四百六十六卷。现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七十六函(夹),六百零五种(33750页),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三十二函(夹),八百余卷。视     

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圆觉经变”窟的调查研究

“圆觉经变”窟,位于大足县城东北15公里处宝顶山大佛湾摩岩造像的南岩西段,刻于南宋,是宝顶山摩岩造像中最大的一窟,也是大足石刻中最大的一窟。对于该窟刻石,古今学者研究甚众,但限于条件,至今无一如实全面著录该窟的著述面世。为使更多的人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该窟刻石,现将我们的调查研究书于其后,请方家教正。     

广西刻书考略（下）

清代广西刻书的兴盛,还以家刻本、坊刻本的大量出现为特征。家刻本,又称家塾本、家宅本或书塾本,是指私人主持或出资校刊的图书,其目的是为满足私家读书、藏书之需要,并不以营利为本,偶尔出售也只收成本。家刻本的刻印者多是官僚、地主、富绅等家业殷实者。他们有的刻印家集,宣扬祖德,以示门第高贵;有的刻印乡邦文献,选辑邑文,以示地望之不凡;有的搜罗佚典秘本,校刻行世,以示学问之博雅;有的代官场名流刻书,以利名人荐举;还有更多的是为读书做学问而刻,为发表个人著述而刻,为收集师友著作而刻,     

建本发展轨迹考略

南朝(刘)宋时(约438)闽中就有书肆萌芽,但由于时代久远,已无法可考建本出现的具体时间,一般认为建本的历史从唐末五代(915前后)闽中刻书起至清王朝覆亡(1911),共千载。其间,历经唐代书肆荟萃、五代刻书崛起、两宋兴盛、元代的持续发展、明代再攀高峰、清代衰而复盛的过程,福建书业一直是全国中心之一。现将建本千载历史的发展轨迹考略于次。     

渠县无铭阙维修工程概述

渠县王家坪无铭阙,是四川省第一批物保护单位,始建于西晋,位于渠县青神弓坪六村境内的王家坪,距县城约30公里。历经风雨,该阙保存状况极差。阙体向西南方向大幅度倾斜,主阙阙顶及子阙被毁,现存构件风化严重。经四川省物局批准,1998年3至4月,对王家坪无铭阙进行了维修。     

宋代浙江的刻书业（中）

清赵翼有诗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一生不忘收复北方失土,写作了大量热情洋溢的爱国主义诗篇,历经七百余年,至今犹脍炙人口。然而在当时投降派掌握朝政的大形势下,他在政治上却倍受歧视与冷落。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在他被免职隐居故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