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版授高年中的州级官员

“版授”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非正规性的任官制度,具有自行任命官员和对高年授职两种不同的含义。这种制度在北朝开始出现,并被隋唐所继承。在唐代,版授制度一直是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施政措施,其中版授高年制度尤具特色。在唐代版授高年的官职中,州级重要官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鉴于州级官员在唐代行政体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对版授高年中的州级官员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唐代政治制度的某些认识。     

"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考释

"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2004年7月发现于甘肃省宁县,碑身仅存上半部.残高1.35、宽1.1、厚0.37米.碑四面均刻有文字,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北魏正始元年(504),持节、督豳州诸军事、冠军将军、豳州刺史山累为孝文帝建寺立碑之事的题记,以及豳州地方官吏的题名,分布于碑阳、碑阴下部和碑两侧;二是碑阴上部隋开皇六年(586)的一个造像题记及佛社成员的题名.此碑吴荭等人有文章介绍其基本情况,另附有碑身局部照片、碑阳和碑阴拓片、录文等内容,并对碑中内容做了分析[1].     

汉唐时期“河陇”地理概念的形成与深化

"河陇"是河西、陇右的简称,它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河陇"在中国古代主要指陇山以西、西域以东的广大地区。迨及唐代,"河陇"还涵盖了广大的西域地区。自汉武帝开拓河西以来,这一地区在全国的地位就变得非常重要。"河陇"地理概念形成于汉代,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渐入人心,到了唐代这一概念得到了深化。     

庐州张崇事迹考——兼谈S.529v《诸山圣迹志》写作的绝对时间问题

本文利用敦煌文献和其他史籍的记载,对唐末五代杨吴时期任庐州刺史的张崇事迹进行考证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S．529v《诸山圣迹志》写作的年代问题。     

“■”字解

《宋書·張暢傳》載,文帝時宋魏議和互贈禮物,"太尉以北土寒鄉,皮絝褶脱是所須,今致魏主。螺杯、雜粽,南土所珍,鎮軍今以相致。""粽"謂粽子,似難稱"南土所珍"。按,此處"粽"乃"■"之形訛。段玉裁《經韻樓集·與錢辛楣學士書論字》考之甚詳:     

北石窟寺

陇东的董志塬,沉积着天下最厚重的黄土层。在董志塬的西侧。庆阳市西南25公里处的黄土高坡下．蒲河和茹河交汇处的东岸二级阶地上,坐落着千年旨刹北石窟寺。相传为泾州刺史奚康生主持兴建。因与永平三年的泾川南石窟寺同时代开凿,南北相距45公里,故名北石窟寺。现保护范围包括寺沟主窟群及其北1．9公里蒲河西岸的楼底村1窟（简称北1号窟）,其南1．5公里的石道坡、花鸨崖、石崖东台石窟群,南北延续3．4公里。     

杨震：以＂四知＂辞金 以清廉遗后

杨震（59—124）,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少好学,博览群经,时称“关西孔子杨伯起”。历任荆州刺史、涿郡太守、司徒、太尉等职,是东汉时著名的廉吏。     

东汉冀州刺史部西北部地区砖室墓的分期及初步分析（上）

本文主要利用2011年12月以前发表的发掘简报、报告及相关资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东汉冀州刺史部西北部地区的砖室基进行分期,进而结合周边地区的考古材料和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本区东汉砖室墓的独立文化特征、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以及分布区域的变迁等做一初步分析。     

宋《开州守廨题名记》石刻研究

《开州守廨题名记》石刻2006年出土于重庆市开县故城遗址,系同类石刻在考古田野发掘中首见。2007年曾有对此石刻的报道[1]。一《开州守廨题名记》的内容石刻保存完整,灰砂岩,仅刻文一面打磨。宽161、高68、厚14厘米。碑刻楷体阴文,字迹清晰整齐。碑文直书左行,35行,满行16字,共503字。录文如下(图一):     

益州佛教与梁武帝经略益州相关史事述论

梁武帝时期先后向益州派遣了九任刺史,其对益州的经略首先是要抗击北方政权的入侵,以保证梁与吐谷浑以及西域、河西走廊诸政权的外交、商业贸易和佛教交流畅通.同时,由于历任刺史的积极支持,益州佛教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梁武帝对益州实施的是一种军事、政治、经济与宗教等多方面联动的复合经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