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区制下四川田赋税率问题新探

防区制下,由于预征的泛滥和田赋附加的膨胀,四川田赋增加很快,在十余年间陡增到原来的7.3倍,但并非如以往认为的那样,田赋已到“竭地之所产而无以完赋”的程度。防区制时期全川亩均税额最高为0.7元,田赋占粮食产值比重最高为9.4%。仅从平均数看,税率并不算特别高。军阀不惜用种种非常规手段来增加田赋,产生巨大的征收成本,造成一系列恶果,实际所得仍属有限,这说明预征附加是相当不经济的征敛方式。对普通农民而言,虽然田赋本身并未占去太多劳动产出,但由于税率增加过快,再加上田赋分配失衡、征收体制混乱、其他税捐叠加、铜元贬值、农业经济脆弱、粮价波动等因素,以及税收绝少用于民生,税负因而显得异常沉重。     

二战的东方缘起：芮恩施的中日冲突观及其对美国外交的思想遗产

1918年一战结束之际,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给国务院的密电中指出,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如果中国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必将引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这个战争预言,不仅是芮恩施本人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在华美国侨民群体的主流意见,反映出一战结束之后美日两国在华利益竞争已经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芮恩施的战争预言,揭示出二战的东方缘起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战前后,芮恩施既是“门户开放”政策的重要阐释者,也是美国威尔逊政府对华政策的实际执行人,其基本思想是“联华制日”。至冷战初期,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芮恩施的“联华制日”外交思想才逐渐被美国政府所摈弃。     

稿约启事

本刊以古籍整理研究、古文献学为主,亦欢迎有关中国古代文化、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科学技术史等领域的原创学术论文。本刊专栏设置:文献研究、文献考辨、出土文献、域外汉籍、古籍版本、目录研究、校点商榷、古籍辑佚、古注辨正、语言文字、文学与文化、历史与文化、人物研究、学术综述等。衷心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博士研究生赐稿!我刊实行匿名审稿制,请在来稿中另纸注明作者姓名、生年、供职单位、职称职务、研究方向和通讯方式(电话、电子信箱)。来稿若被采用,会在收到稿件的三个月内通知作者,否则可视为退稿。来稿一律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     

中国上古时期国家道路的几个特点

史前国家、准集权制国家、统一集权制国家是中国上古国家道路的三大阶段。截然有别的三个发展阶段背后的历史现象、社会制度、权力方式等方面有着深刻的联系。历史过程中的偶然因素与社会结构中的稳定内核使上古历史沿着一定的轨迹运行。东亚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中国东部沿海与内地文明的不平衡性、以及新石器时期的海侵等主要因素既促成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大一统国家观的早熟,又造成实现国家集权费时长久,并与浩繁的战争形成对照。     

中国共产党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纪念香港回归三周年

香港、澳门、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历史原因,与大陆分离。1949年初毛泽东就确定,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但在实施步骤上,要按问题的性质和情况区别对待。因此,对香港、澳门这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应留待时机成熟时和平解决。1949年通过的全国政协《共同纲领》确认了这一原则。50年代后期,毛泽东、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了对香港“暂不收回、为我所用”的方针。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的政策和措。     

窝阔台“画境”十道考

本文考订“画境”十道的内涵、名称及其建置过程,分析其地位与影响。本文认为,“画境”十道是窝阔台时期的中原政区划分,其本身即为蒙古达鲁花赤制度与中原分路之制相结合的产物。十道大体上可以确定为山西、北京、燕京、河东、彰德、河北、大名、山东西、山东东、陕西等道。其政区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到太宗八年前后才定型。“十道”之制推动了中原州县达鲁花赤制度的建立,对元初的政区制度也产生重要的影响。     

内乡县衙建置沿革与现存遗迹考

内乡县衙所存遗迹是清末章炳焘时代留下的。清末县衙的东西两路与明代及清光绪重建前大不相同。今天按照明清两代地方志复原的建筑群,不仅与章炳焘所留的清末旧衙署基本没有什么关系,与历史记载中的明内乡县衙也相去甚远。鉴于该衙正成为史学界研究明清官僚政体的新史料,弄清楚它的沿革、遗迹和现状间的关系是必要的。中国衙署建筑所存遗迹极稀贵,如内乡县衙可反映行政制度变迁者更少,故应特别慎重对待。     

从张家山汉简《具律》看汉初“爵论”制度

爵位是汉代法律量刑时的一个重要标准,爵位的有无与高低决定着刑罚的减免与否。本从张家山汉墓竹简《具律》篇中有关内容出发,结合其它出土竹简及相关史料来讨论汉初“爵论”制度在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中的表现,并通过与秦律作比较来探讨其变化与根源。     

近代前期思想家对英国贵族制的评论

在近代前期的200多年里,英国乃至欧洲思想界长久关注着不列颠贵族体制,对其褒扬或贬抑。两种力量的基本发展态势是,在17世纪,“褒扬派”占有绝对优势;进入18世纪后,两派势头呈大致均衡;19世纪以来“贬抑派”的势头则逐渐增强。但由于传统保守主义文化的影响和政府限制,国内始终没有形成强大的反对贵族体制的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