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仓归总”——乾隆朝湖南社总仓的建置与制度设计

社总仓,是清代部分直省实行的,将存于私家之社谷归并,并于县内适中之处新建仓廒的政治活动。受益于乾隆初年的经营,湖南省社总仓的推行最为广泛、彻底。社总仓将散贮社谷集聚并予以统计,实现社谷资源的初步整合与再分配,为湖南一省社仓在乾隆朝的有效运作提供了资源基础。社总仓的制度设计,为研究清代官方对社仓的定位、认知,提供了新的视角。     

清代桂西白山土司的赋役制度考察——以《白山司志》为中心

一条鞭法改革后,明清时期的流官区主要依赖赋役全书登记的田亩户丁数,直接将钱粮徭役折银,向编民个体征派。清代白山司所见,国家赋役征派的主体是司官而非土民,而在土司内部,土司对土民的赋役征派仍主要依赖“城头-村”的基层组织,桂西土司区田地分类、田赋征收及劳役征派等仍保留原有的社会传统。不过,随着国家管治的深入,清代白山司赋役制度呈现出适应性调整,司官向国家承担的田赋与劳役部分,其田地丈量、粮赋征收与劳役征派均可见其深受一条鞭法的影响,尤其是粮田、垦田名义下越来越多土民进入国家赋役体系,劳役征派也实现了由役民向纳银的过渡。白山司个案呈现了国家制度与土司地方传统并存运行的转折中的形态,而土司逐步纳入国家体制的过程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明代梧州府驿站考辨及其时空分布特点

明代梧州府水陆交通位置冲要,曾作为两广总府驻地,驿站、驿路分布较为密集。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明代梧州府的14所驿站逐一进行了考辨,纠正了部分讹误,认为明代梧州府先后在1州6县设驿站,设置时间集中在洪武年间,此后梧州府的驿站数量不断减少,至崇祯三年仅存5所驿站。同时,明代梧州府驿站的裁撤与驿站类型,根据统治需求与交通状况及时进行了调整,体现了明朝驿传制度在广西梧州府地方运行的实际形态。     

空间规划视角下的城市总体规划改革思考

城市的规划是一项重要工程.城市总体规划作为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的重要内容,能够实现城市的稳定发展.随着城市建设的范围的扩大,总体规划应紧跟时代的变化,在规划落后的情况下,会影响城市的发展.国家对空间规划及改革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相关部门应进行合作,共同进行城市空间规划,使城市的总体规划得到改革.因此,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在国家的...     

制度自信的三维审视:内涵特征、生成逻辑、实践意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决定,对于坚定制度自信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内涵特征立足于我国国家制度的系统完整性、科学效能性、价值合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生成逻辑植根于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实践意义在于其为道路探索、理论创新和文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体现价值取向和价值认同的统一,展现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制度贡献。     

敦煌本《刺史书仪》“俵钱去处”所涉后唐宫城诸门位置商榷

通过对《刺史书仪》“依钱去处”所记后唐洛阳宫城诸门位置的重新考订,可以发现相同依钱处置行列内的宫门或毗邻或依次贯通的空间布局特点,而其各自串联而形成的多条宫中通路,与后唐相应制度施行时刺史的活动路线高度吻合.因后唐宫城内的正衙文明殿、内朝正殿中兴殿已形成新的宫城政治与礼仪南北空间轴线,其整体偏处宫城的西半部,这也就造成...     

明初洪武礼制改革的内在动力及实践策略探析

朱元璋建立明政权之初,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实践领域面对的最大挑战来自读书人,既包括“士大夫性”读书人,也包括“庶民性”读书人。因此,洪武礼制改革的首要目的是借此重塑国家正统性和合法性,以期获得读书人对新生政权的支持。此外,两宋时期以读书人为主体的士绅阶层已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势力,洪武礼制改革也可以视为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争夺权势的手段和策略。明初洪武礼制改革,开启了王朝国家走向民间社会的新局面,亦成为明中后期礼俗互动机制和礼教社会形成的政治渊薮。     

抗日烽火中的安庆六邑联中

几经辗转建校舍从太湖县城西行约10华里,便到了姜家岭。那里峰峦环抱,环境优美。而随处可拾的断砖残瓦,见证着安庆六邑联中的峥嵘岁月。安庆六邑联中,全称为安庆六邑联立中学,创建于1905年,校址设在今安庆市百花亭,当时“蔚为壮观,为本城各校之冠”。所谓六邑,是指怀宁、桐城、     

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必要性考察

随着资本认缴制的确立,公司实践中出现了不诚信股东恶意约定过长出资缴纳期限拖延出资,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现象.为解决畸长出资期限下债权人保护的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并从法技术层面提出了多个实施方案.本文着眼于公司资本制度的功能导向,跳脱出法技术层面对加速到期制度可行性的探讨,关注加速到期制度背后的利益博弈...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版业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性进程。从1993年开始到1998年,出版业改革的主线是由“规模数量为主要特征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性转移”;从1998年开始到2002年,集团化发展成为出版业改革的主题;从2003年开始,企业化转制成为出版业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和主线。十多年来,出版业的政策走向反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出版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反映了出版业逐渐加快了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反映了出版业改革不断深化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