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兴衰与山西之关系

隋朝短祚而亡,本文拟从隋朝与山西的关系这一全新角度探析隋之兴亡。建立隋朝的杨坚,与山西渊源极深,杨氏的祖先就出自山西。在隋朝建立过程中,杨坚深谙天下安危系于并州,在篡周过程中争取到并州总管李穆归附,对消除敌对势力起了关键作用。隋开国初年,隋文帝推行宗王出镇制度,命亲信皇子出任并州总管,控制这一"天下精兵处"。隋炀帝在位期间曾三次巡游山西,这与其控制山西的方略改变有莫大关系,第三次巡幸遭遇"雁门之变",隋炀帝不得不委派干将镇御山西,其人正是日后推翻隋统治的李渊父子。山西与隋朝兴衰实有深厚渊源。     

苏木乡镇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

乡镇党委和政府作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是农村各项工作的直接组织者、领导者和推动者,也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处于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乡镇档案工作是乡镇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真实地记录着乡镇的发展、历程,是乡镇各方面建设的历史见证,在乡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异常重要。乡镇档案工作是基层档案工作的一个缩影,是开展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深得民心 成绩辉煌 前途无量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深入人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深得民心,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符合民意。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30周年之际,谈几点学习体会,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国外文化遗产基金制度及其借鉴

文化遗产基金制度或与文物保护相关的艺术基金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基本完善。基金会通过多渠道广泛地筹集资金,并有效地进行战略管理和再投资;同时,基金会的日常运作公正透明,具有完善的内外部监督机制。这些贯穿于基金运作各层面的制度及运作经验十分值得我国借鉴。     

纾困与破局:清末财政监理制度研究

清代钦派专官巡查外省营伍和吏治夙有其例。清末新政期间,为督责外省开展各项新政改革,清廷逐步将过去个案性巡查活动转变为监理督查外省的常规化操作,财政层面则派遣监理官驻扎各省,监理督责清理财政,这是清季制度变动中引人注目的范例。监理官在外省监理权限的确定比较曲折,其官秩方面虽有提升,但实际授权仍存在诸多缺陷。监理官群体克服外官抵触和旧制惰性,基本实现了督责各省外销财政核实上报、建立近代预算制度的目标。清末财政监理制度虽具显效,却为其制度本身缺陷所限制,不可能挽救清廷财政颓势,然其鉴戒意义不应忽视。     

明清时期医学"四大家"的建构历程及其演变

"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金元以后医学流派杂乱纷呈,造成医学知识的混乱。为破除门户之见,兼采众长,自明代中期以后,医界人士试图构建一套完整的医学知识体系,医学"四大家"之说崭露头角。医学"四大家"的出现是医家比附儒家,实现医学知识系统化的产物。在张仲景未被彻底圣化之前,将其与刘完素、李杲、朱震亨并称为医学"四大家",医界没有太大争议。明清易代之后,随着张仲景的"医圣"地位定于一尊,随之而来的各种非议层出不穷。出于对一味温补流弊的反思,晚明以后张从正的学说重新受到重视,在此情形下"四大家"成员出现变动,"金元四大家"说被重新树立。经过儒医和文人的参与,金元医家各种流派和学说不断整合,构成了医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并获得官方的认可,最终促成了"金元四大家"的生成。     

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     

民国文官制度的独特创制

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国家官员。科举制度废除后,孙中山主张在五权宪法的框架之中,由国家设置考试院,主管文官的选拔、任用和考绩。这一创新的理论实践于民国时期。在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开始运作和完善,其中的特种考试和检定考试是我国的独特创制。文官的任用、考绩、升调、奖惩、抚恤等制度称作文官"铨叙"制度,与文官考试制度相辅相成。文官"铨叙"制度最为规范,也是我国的独特创制。     

南非民主进程的顿挫与延续——略论博塔的改革总战略

博塔任南非政府首脑期间,面对索韦托暴动引起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动荡和国内外的新形势,提出和推行改革总战略：对不适应南非现代化建设和政治稳定的现存制度进行改革;坚决镇压反抗白人统治、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全力营造一个有利于改革总战略的国际环境。其目的是维护白人统治和种族隔离制度。他的改革在沃斯特的种族政策调整与德克勒克的民主改革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将南非的改革进程带入一个新阶段,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黑人的处境。但博塔的镇压造成国内局势紧张并迅速恶化,以至于到了几乎失控的程度,改革进程陷入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