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仓归总”——乾隆朝湖南社总仓的建置与制度设计

社总仓,是清代部分直省实行的,将存于私家之社谷归并,并于县内适中之处新建仓廒的政治活动。受益于乾隆初年的经营,湖南省社总仓的推行最为广泛、彻底。社总仓将散贮社谷集聚并予以统计,实现社谷资源的初步整合与再分配,为湖南一省社仓在乾隆朝的有效运作提供了资源基础。社总仓的制度设计,为研究清代官方对社仓的定位、认知,提供了新的视角。     

明代梧州府驿站考辨及其时空分布特点

明代梧州府水陆交通位置冲要,曾作为两广总府驻地,驿站、驿路分布较为密集。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明代梧州府的14所驿站逐一进行了考辨,纠正了部分讹误,认为明代梧州府先后在1州6县设驿站,设置时间集中在洪武年间,此后梧州府的驿站数量不断减少,至崇祯三年仅存5所驿站。同时,明代梧州府驿站的裁撤与驿站类型,根据统治需求与交通状况及时进行了调整,体现了明朝驿传制度在广西梧州府地方运行的实际形态。     

清代桂西白山土司的赋役制度考察——以《白山司志》为中心

一条鞭法改革后,明清时期的流官区主要依赖赋役全书登记的田亩户丁数,直接将钱粮徭役折银,向编民个体征派。清代白山司所见,国家赋役征派的主体是司官而非土民,而在土司内部,土司对土民的赋役征派仍主要依赖“城头-村”的基层组织,桂西土司区田地分类、田赋征收及劳役征派等仍保留原有的社会传统。不过,随着国家管治的深入,清代白山司赋役制度呈现出适应性调整,司官向国家承担的田赋与劳役部分,其田地丈量、粮赋征收与劳役征派均可见其深受一条鞭法的影响,尤其是粮田、垦田名义下越来越多土民进入国家赋役体系,劳役征派也实现了由役民向纳银的过渡。白山司个案呈现了国家制度与土司地方传统并存运行的转折中的形态,而土司逐步纳入国家体制的过程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给僧道度牒”与“命道箓司造周知册”——论明王朝的道教管理制度

明王朝道教管理制度由三大部分构成:其一,道教管理机构——管理道教的组织措施;其二,道士管理制度——"度牒"制;其三,宫观管理制度。明王朝道教管理从制度设计层面来看是合理的,然而明王朝道教管理制度的施行实践却不尽然。除了太祖和成祖严格执行外,其后诸帝皆有制不依,管理制度遭受破坏。     

构建旅游目的地的文化旅游产品结构体系--以苏州为例

化旅游是苏州旅游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苏州的化旅游产品很丰富,本借鉴欧洲化旅游发展的经验,构建了苏州化旅游产品的体系。此体系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营造化旅游的氛围,提升苏州的形象以提高苏州的整体竞争力;第二个层次是提供给真正的化旅游的专项产品;第三个层次是大众旅游产品。三个层次的产品只有形成相互依存和相互支持的关系才能使苏州的化旅游上新的台阶。     

高职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我国酒店业正高速发展,优秀酒店人才发展空间十分广阔。酒店人才的培养主要来源于高校教育,经过多年建设,各高职院校结合本校实际,总结出不同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本文通过对比不同的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分析其利弊,由此提出改革建议,并探讨符合地区实际发展的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清末买官卖官的公开化与合法化

清末买官卖官公开化、合法化的标志是捐纳制度。捐纳,就是俗称的卖官鬻爵。它由政府条订事例,按官阶大小,定出价格,公开出售,并形成制度。此乃历代秕政,自产生起, 就遭各方攻击、非议。然而,捐纳制度却历久弥坚,至晚清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

民国重庆城市现代化起步于刘湘“军人干政”时期。而川江航运的繁荣,城市精英的觉醒以及刘湘政权的若干举措,为“上海模式”输入重庆提供了重要条件。作为后发外生型条约体系城市,重庆的现代化不仅依靠西方现代性要素的刺激,而且更直接地受到“上海模式”的辐射和拉动。“军人干政”的负面效应致使以“上海模式”为蓝本的重庆城市现代化呈现畸变态势。在“上海模式”的冲击下,在本社会还缺少现代性因素积累的情况下,重庆城市现代化于20年代末期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