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降徽州与淮北的住行文化之比较研究

受益于厚重的文教和雄厚的财力及良好的环境,徽州人的居室富丽精致,环境宽松优雅,建筑设计和室内陈设皆蕴含浓厚的风水文化和儒家文化。同期淮北多战乱和灾害,环境窳败,经济落后,人们的住房多粗糙简陋,少数殷实富户的宅院则规模庞大,华丽有格,表现出与南方甚至外来建筑文化兼收融合的多元特征。从出行来说,在铁路未兴时,淮北早已形成范围甚广的水运体系,即以淮河和大运河为主干,以淮河众多支流为支干,并辅之以驿道。京汉、津浦铁路开通后,运河的大部分货物运输为铁路所吸纳。以传统运输工具为主的短途运输,也只担负铁路运输的辅佐角色。徽州虽地势高峻,但河流运输并未因公路的修建和公铁联运而减色。公路兴修后,徽州竹木茶的对外输出仍是依靠河道。这点,与淮北基本相反。淮北地势大体平坦开阔,河网密布,加之新式的公铁运输,交通出行比较崇山峻岭的徽州还是方便很多。然而淮北人因普遍的贫穷,非不得已也不轻易享近代的交通工具,还是安步当车者多。     

清中后期鄂豫交界山区的宗族与地方社会：以麻城县两路口为例

研究者对明清时期鄂豫皖交界山区及其地域开发问题十分关注。以往研究大致呈现为三种研究取向：“无意识”的“山区研究”;“有意识”的“山区研究”;从“山区研究”到“研究山区”的转变。本文依循第三种研究取向,以地处鄂豫交界山区的麻城县两路口作为研究对象。两路口自康熙年间以来经历了移民定居和逐渐成集的过程,地方社会以庙宇和集市为中心构建起关系网络,而两路口郭氏则通过这一网络攫取了地方权势。当咸同年间胡林翼等人的军事策略想要在鄂豫交界山区落实之时,以两路口郭氏为代表的山地人群成为其主要的依靠力量,亦使得地方官府对山区腹地的控制需要依靠山地社会的力量得以实现。     

芝加哥学派对犯罪空间分布理论的贡献

芝加哥学派是迄今为止对犯罪空间分布理论贡献最大的学派之一。这个学派通过对城市地区各种社会问题的生态学研究,根据城市地区各种类型违法犯罪的分布规律,提出了城市地区犯罪空间分布的一些模式,并把城市地区违法犯罪问题与城市地区的地理环境、特别是人文地理环境相联系,试图从改善区域地理环境入手,解决城市地区违法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初步反映了一种区域综合治理的思想。为后来犯罪地理学、尤其是城市犯罪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略论我国居住文化的地域差异

居住文化,它是人们认识和利用自然条件,为满足人们自身的生活(包括物质和精神)需要而创造的各种居住形式。它既有时间系列的区別,又有地域上的差异。同时又因各种文化(包括外来文化)的相互渗透影响,所以表现出交叉叠置的复合特征。我国的居住文化,因为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地域差异大,以及外来文化和内部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所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纵横交错的特点,需要我们认真在这两方面进行规律性探讨。以期更适合人们的生活、休息、娱乐、健康;同时对中国文化地理学建设,亦将有所裨益。     

中国经济地域结构类型的初步研究

本文尝试将区域经济地域结构要素分成生产加工型要素、关联传输型要素、调节控制型要素和服务保障型要素,提出上述要素的空间表达可用空间均衡度、空间关联度、空间集中度和空间开放度来分析,运用有关统计资料,对我国省级经济地域结构要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经济地域结构的类型特征,最后对九种经济地域结构类型进行了概括评价。     

试论中国地域文化的地理特征

本文提出中国地域文化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长期发展演变,至今可以分为十六个地域文化区,文章概括了各区的地理特征,并分析其形成原因,对弘扬传统文化,热爱乡土,开展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     

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几个问题探讨

近几年来,在我国人文地理学界,区域经济地理学乃至经济地理学的"危机性"问题,是其有关专家和学者谈论的热门话题,但对此问题的产生,众说纷坛,看法不一。笔者认为,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危机性".主要根源于其研究对象、基础理论和其与区域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故本文用历史的、哲学的和系统论的观点进行了探析。     

区域一体化的人口增长与集散效应——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城市群一体化深化过程中,如何引导人口布局优化,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文基于长三角1990—2017年城市尺度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多角度检验一体化的城市人口增长效应,并初步探讨相关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一体化能够显著促进城市人口更快增长,且城市就业人口规模越大、人口集聚效应越显著。(2)总体效应的显著性,并不能掩盖一体化过程中人口集聚效应的异质性,一方面随着加入协调会时间的推进,不同阶段效应由正转负,另一方面存在不同批次间效应先增长后下降的差异。(3)一体化过程中要素集聚带来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是城市人口更快增长的关键动力,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模型验证了这一假设。     

"利及邻封"——明清豫北的灌溉水利开发和县际关系

该文结合文献和初步的实地考察,围绕明清时期济源和河内两县的水利开发,讨论县际行政、地方权势及其二者的相互联系,如何对不同时期的引水技术、灌溉利益、农田开发等方面产生影响,从而揭示16、17世纪豫北灌溉水利发展史中的制度转换和社会变迁。笔者认为,“水利共同体”的结构分析模式限制了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时空尺度,主张通过对地域联系拓展过程的动态考察,开阔华北水资源和社会组织的研究思路。